時彥”講演的是“論全球政治”，其中也談到“雙重標準”的問題。

胡適在日記中惺惺相惜：這位博士聲稱“今世國際交涉之無道德，以為對內對外乃有兩種道德，兩種標準。其所用名詞‘雙料的標準’（DoubleStandard），與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詞以為獨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幾欲自夸‘智者所見略同’矣”。

但兩個月過后，他的想法似乎有所改變。那是作了一次題為“大同”的演說后，他再次征引了那句話“Mycountry，rightorwrong，mycountry”，認為那種“但論國界，不辨是非”是“狹義愛國心之代表”。

演說后，有兩位聽眾對胡適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一位夫人認為：這句話（Mycountry,rightorwrong,mycountry）的真實意思不是“吾國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為是”，而是“無論吾國為是耶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耳”。這位夫人的解讀不可謂無道理，也能理解她對自己國家的感情，但這種感情不顧國之是非，而僅僅就因為它是“Mycountry”，也只能說，這是舊農業文明時代的情感了。

但，無論這個并不倫類的例子，還是他的結論，都難讓人茍同。兄弟是血緣，而個人與國家并無這種關系，這個比喻是跛腳的。

在現代社會，一個人的出生地并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國而論，任何人如果在美國出生，就可以是美國人，而他的父母卻可能不是。同樣，一對美國夫婦也可以收養一個他國兒童，只要兒童的父母或國家同意。因此，把“Mycountry”視為“父母之邦”，這是農業文明時代的狀況。

何況，即使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國古老的《詩經》還有“適彼樂土，誓將去汝”的意識。更何況，依這兩位北美人士的說法，又何以解釋他們的先輩冒著生命危險離開本邦而來北美？這分明是“誓將去汝”的跨國現代版，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用腳投票”。它的精神內涵應當這樣表述：“自由在哪里，祖國就在哪里”。

可是，胡適似乎被侃暈了，聽了這位先生和女士的話，聯想到自己對故國的情愫，便在7月26日的日記中做了自我檢討：“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狹義而沒其廣義。幸師友匡正之耳。”

好在胡適寫完這篇“師友匡正”的日記后，仍然思考這個問題。同一天他又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吾亦未嘗無私，吾所謂‘執筆報國’之說，何嘗不時時為宗國諱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勝愛國之心者，則是另一問題。”

在此，胡適再一次匡正了自己。“吾國與外國開釁以來，大小若干戰矣，吾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恒謂中國直矣；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矣。”

這是胡適經過一個大轉折后，自我更新，終點又回到了起點。對自己國家的有一說一，包括批評，是愛國的表現，也是世界公民的表現。這正是開頭那句詩的表白：“彼愛其祖國最摯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留學時的胡適是一個超越國家主義的世界主義者。在其后的日記中，他用英文抄錄了一些大同主義的先哲格言。比如“當有人問及他是何國之人時，第歐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蘇格拉底說他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