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東西寄來。

汪孟鄒（1878～1953），和胡適同為安徽績溪人。20歲中秀才。23歲進南京江南陸師學堂。在維新思想影響下，25歲在蕪湖創立科學圖書社，任經理。銷售上海出版的新書新刊，兼營文具儀器。翌年，支持陳獨秀出版的《安徽俗話報》半月刊，出23期。1913年到上海，獨資創立亞東圖書館，任經理，十年后設立編輯所。他人極忠厚，和陳獨秀、胡適、章太炎私交很深。

1916年2月，胡適寫信給陳獨秀，提出“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西歐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后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了這封信。這也是兩人通信的開始。

收到胡適的來信，陳獨秀非常高興，更加期盼胡適的大作。

1916年夏，胡適把自己翻譯的俄國作家泰來夏甫的短篇小說《決斗》寄給陳獨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上，這是胡適給《新青年》撰稿的開端。從那以后，他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通信》和《藏暉室札記》等文章。

至于胡適怎么會想到要寫《文學改良芻議》呢？

這當然也不是他的一時心血來潮，對于文言文的晦澀難懂，胡適早就心中有異，但還有直接的原因。

胡適做為公費留學，他每個月都會收到華盛頓清華學生監督處寄來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里還有一張小傳單，傳單上寫著“多種樹，種樹有益”，“廢除漢字，改用字母”等宣傳文字。這其實是當時在監督處工作的一位名叫鐘文鰲的外國人，給這些留學生寄支票時夾帶的“私貨”。

對于這些傳單，胡適平時都是一扔了之。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胡適心情不好，他收到傳單后立馬回了一張小紙條給對方，說：“像你這樣既不懂漢字，又不能寫漢文的人，最好閉起你的鳥嘴。”

然而，紙條寄出去以后，胡適很懊悔，覺得自己不應該對這樣一位熱心于中國事務的人如此不友好，同時也自責，做為一個中國人，自己沒有為中國的文字和文學改良盡力。

此后，他便和之前康奈爾大學的校友、語言學家趙元任開始研究和討論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等問題。

1915年，胡適寫了一篇名為《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國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語言。比如他舉例說，文言稱“犬”，而人們口語早已稱“狗”；文言“乘馬”，而白話是“騎馬”。

1915年胡適從康奈爾大學轉到哥大以后，又經常和任鴻雋、梅光迪等人辯論白話詩的問題，提出“作詩如作文”的思想，決定不再寫舊詩，而專用平白易懂的白話寫詩，這也就是后來《嘗試集》的由來。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更有陳獨秀的影響。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上，陳獨秀發表了胡適8月份從美國寫給他的信，在這封通信中，胡適初步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

所謂八項主張，就是胡適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學革命要從八事入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講欲字欲語，五曰須講文法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陳獨秀對胡適的這八項主張大為贊許，回信要求胡適做更進一步的闡述，這就有了后來的《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收到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一口氣讀完，異常興奮，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議論施耐庵、曹雪芹的價值，遠遠高于散文家歸有光、姚鼐，別人總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適也是這個觀點，這不是找到了知音？

編好《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又寫了讀后感：“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