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先生。……我的勤勞可以比得上胡先生，而我的聰明實在比不上胡先生。”

從胡適上海讀書和美國留學的經歷看，胡適不是將自己限于書齋的學究，而是積極參與各種學生團體和社會活動，學習之外表現得非常活躍。胡適初到北大的忙碌，除了首先要在授課著述方面打開局面外，還很快在北大擔任了一些職務，并參與了一些與教育有關的會議。

他在1917年10月25日的家書中解釋不能請假歸娶的原因，其中兩條即是由于他參加了校內外的重要工作：其一是參與教育部改訂大學章程的討論，胡適關于廢除現行分年級制而采用“選科制”的建議被采納，因此要參與具體章程的擬定；其二是胡適在北大提議分部組織教授會，作為提議人也需要參與籌劃。

胡適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長的賞識和重用，10月份月薪即從260元加到280元，“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

當年12月，胡適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哲學研究所主任，1918年3月，胡適當選英文部教授會主任。這些職務都非虛銜，是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他在家書中說，因為研究所是初次創辦，“故事務甚繁”。1918年清明節在家書中又說：“我是英文部的主任，夏間大學的招考，我不能不到。”雖然忙碌，這些教育管理的職務讓胡適在北大有了施展其教育理想和理念的機會。

胡適到北大后不久，就開始在校內外演講，在美國練就的演說功夫有了用武之地，這也是他擴大學術文化影響的一個重要途徑。隨著胡適的名氣越來越大，所到之處也往往被邀請作現場演說。

他在1918年4月14日的家書中說：“昨日寫家信后，即在家編明天的講演稿。”結果當天忽然來了朋友，胡適應酬到晚上九點才繼續寫演講稿，到凌晨兩點半才寫好。第二天胡適早上七點就起來了，匆匆吃過早飯，就趕去教育部會場講了兩個小時的《墨家哲學》第四講。

“此項星期講演專為普通人士設的，頗有功效。我的講演，不但有許多少年男女學生來聽，居然有一些老先生來聽。所以我雖辛苦，卻很高興。”可見這時候的胡適既要在北大打拼，又要在社會上傳播新知識新思想，非常辛苦。

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得名，歸國之后自然成為以“文學革命”為突破口，以《新青年》為主要思想傳播工具的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者。1917年1月，陳獨秀正式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他在北京箭桿胡同9號的新居，也成為《新青年》由上海遷至北京的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