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領軍人陳獨秀，也連續推出《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復辟與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轟孔教與孔學。他重點闡述的是“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同時指出：“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

此外，還有李大釗、魯迅等許多人，也相繼投入戰斗，抨擊宗法禮教和孔孟之道，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廣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在國外時，胡適曾嘲笑過袁大總統尊孔祭圣的丑劇。回國以后，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爭的激勵，同樣以打孔家店的戰士姿態，出現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胡適攻擊孔教，矛頭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舊倫理舊道德，批判專制主義的“節烈”和“孝道”。

當年的中國，帝制顛覆不久，所謂“三綱五常”一套宗法.倫理道德，仍緊緊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貞節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處可見。

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頒布的《褒揚條例》中，明文規定表彰“節烈”的條款。民國治下，寡婦守節，烈女殉夫的怪事，屢見不鮮。

1918年7月，胡適發表《貞操問題》一文，即披露了報紙上宣揚的兩起這樣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華新報》登的《會葬唐烈婦記》。文章說唐烈婦在丈夫死后，自殺過九次，經過“灰水，錢鹵，投河，雉經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婦。更奇怪的是，那文章還寫到一個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尋死覓活，絕食七日，被家人勸著吃了稀粥，但還表示要服喪守節三年，然后再自殺，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還說，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嚴，俞氏女找不到自殺機會，“可奈何?”為了維持風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婦的陰魂顯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

胡適敘說到此，嚴厲斥責說：“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

另一起是上海報載的“陳烈女殉夫”的事。說家住上海的陳宛珍，年17，許配給王菁士，尚未過門，連未婚夫的面也沒見過。王病死后三時，陳氏女便也服毒自盡，做了烈女。

這已經很愚昧了，“而過了兩天，上海縣知事竟給江蘇省長送一個“呈文”，請予褒揚。

上海縣知事呈文言道：呈為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知事復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并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并備文呈送，仰祈鑒核，俯賜咨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為德便。”『

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條例”規定，獎勵少女少婦自殺，這與前清封建時代完全一模一樣，

胡適在文章中指出：“我以為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永遠不把這種行為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殺人。

胡文對“節烈”的攻擊，可算是抓住本質，沖擊了要害。胡適還寫有《美國的婦人》、《論貞操問題》、《論女子為強暴所污》等幾篇文章，也批判“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理學謬論及“良妻賢母”主義，宣傳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在當時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19年3月16日，胡適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個男孩。胡適做了父親，喜不自勝。前邊說了，他為兒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著胡適對逝世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