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的第四部分，一般被視作最為精彩的篇章。

他寫道：“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系。

“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里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于是東沖西突想與社會作對……

“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騙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梁”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么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

“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只有極少數人，有時只有一個人，不滿意于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里，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于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里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胡適在文章的最后寫道：“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后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后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于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于中國；適用于德國的藥，未必適用于美國。只有康有為那種‘圣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于二十世紀的中國。

“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恼胬?。因此他對于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卻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卻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仿佛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里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球）時時刻刻與人身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干凈，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齷齪分子宣戰的白血輪（球），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里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

1919年的一季度，胡適開始忙碌一件大事，就是邀請自己的導師杜威來華講學。

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麗絲ali、女兒露茜（cy）利用休假機會到日本游歷、講學。3月，與胡適同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得知后，寫信給胡適，建議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