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太弱，一點小小的風光還不配照遍全國。這時候杜威博士來了,我們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杜威的中國弟子希望借助于杜威“光芒”，幫助中國“建設新教育”，從而實現(xiàn)教育救國的愿望。

杜威來華，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杜威來華之后，杜威思想契合了五四時期知識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學”“博愛”精神，與五四運動變革社會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杜威來華后的第一場演講，就是《平民主義的教育》，有千余青年冒雨趕來，會場人頭攢動，“聽者之眾，幾于無席可容”。

杜威在演講中明確提出平民主義教育的兩個重要條件，一是發(fā)展“個性的知能”，二是養(yǎng)成“共業(yè)”的習慣。蔣夢麟、胡適都對此發(fā)表了各自的理解，前者闡釋為“養(yǎng)成智慧的個人”“大家共同做事”，后者則結合杜威教育哲學，將兩個條件具體解釋為：“獨立思想、獨立觀察、獨立判斷的能力”和“對于社會事業(yè)和群眾關系的興趣”。此后，這兩個民主主義教育的條件，在中國廣為傳播，影響至今。

杜威來到中國的第四天，“五?四”運動爆發(fā)，立即投以關注的目光。

他充分肯定學生運動，在《教育哲學》中明確指出：“學生運動可以表示一種新覺悟：就是學校教育是社會的，他的貢獻不但對于本地、對于小群，還能對于大群、對于國家。”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符合他的通過社會改造建設民主社會的理想。中國的新生勢力和一些新事物也引起他很大的興趣，他想留下細細觀察。于是，他改變了行程，兩次續(xù)假延長在中國的時間。

從1919年4月30日到達中國，直到1921年8月2日離開，杜威在中國兩年三個月又三天，足跡遍布中國11個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市，做了200多次講演，所到之處受到歡迎，所講內(nèi)容廣為傳播。

杜威女兒在《杜威傳》中這樣描述在中國的演講情況：“聽他講演的，不僅有學生和教師，而且還有其他知識階層的代表。這些地方的報紙也充分報道了杜威的講演活動。在許多情況下，杜威所做的講演都由一位速記員記錄下來，然后發(fā)表在一些廣泛發(fā)行的小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