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先后出版了對于新舊思潮的輿論、山東問題，對于北京學生運動的輿論等專號。內容以及時反映當前迫切的政治問題為主，與《新青年》側重理論的特點互補充，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影響。

胡適由于對政治不感興趣，所以他為《每周評論》撰的稿，都是關于思想與文藝的，比如詩歌《奔喪到家》，翻譯小說《愛情與面包》等。但當陳獨秀被捕以后，胡適出面召集了周作人等12人，決定繼續出版《每周評論》，并由他自己代行編輯。

在后面的編輯中，胡適也延續了《每周評論》之前的立場，抨擊政府對愛國人士的鎮壓，贊頌陳獨秀不懼入獄的革命行為，有效地對北洋政府進行了反擊。

綜上所述，在五四運動中，胡適雖然不同于熱血青年的學生們那么的沖鋒陷陣，也不同于陳獨秀那么激進，但還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投身到了火熱的斗爭之中的。

雖然，關于胡適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是個爭議很大的問題。

人們把五四運動做了狹義和廣義之分。

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愛國運動。

廣義的五四運動，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的推廣以及由此而來的新文學、新思想與新觀念的變革。在這方面，狹義的五四運動的發生，最終將這場廣義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縱深與高潮。

狹義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胡適并未親身參與。至于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則是“首舉義旗之急先鋒”。

五四新文化運動，指的是從1917年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輿論陣地，以北京大學為思想場域掀起的思想文化運動。正是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為沖鋒號，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應運而生，爾后，這場語言革命進一步演變為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領導者應該是陳獨秀、胡適與蔡元培。

關于這一點，陳獨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說：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再具體一點說，蔡元培是北大校長，他把北大改造成了新思想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陳獨秀是《新青年》主編，正是有了這一輿論陣地，新文化運動才會興起。而胡適則憑借一系列的言論主張，尤其是首倡白話文運動而“暴得大名”。

胡適年僅26歲，陳獨秀比他大一輪，是38歲，蔡元培又比陳獨秀大一輪，是50歲。三人生肖都屬兔。故而，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可謂是一只“老兔子”帶領一只“中兔子”和一只“小兔子”掀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是主要的倡導者和主要的領袖之一。人們都知道陳獨秀是主要的領袖之一，用電影戲劇界的話說，一號男主角。但是給新文化運動一些基本的新思想新觀念，并對這些新思想新觀念進行比較準確和清晰的解釋，胡適的作用是超過陳獨秀的。

胡適的主要貢獻是首先是首倡文學革命，如陳獨秀所說：“手舉義旗的是吾友胡適之先生。這是事實，沒有疑問的。”

文學革命的基本方面，手段、方法，途徑，也是胡適非常清楚的揭示出來，所以很多“五四”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后來說，現在人們能夠提筆作文，能夠開口講話，都是蒙胡適之先生之賜。就因為，他告訴大家，要用白話代替古文，白話怎么使用，這些具體的要求、標準都是胡適提出來的。

胡適是五四時期第一個提出個性主義，他的那篇《易卜生主義》是最具代表性之作。用個性主義解放男女青年，使他們擺脫舊的專制主義、中華倫理的束縛，自由的選擇自己的道路，而且胡適對個性主義也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