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清晰準確的界定。

沒有個性的解放，就沒有國家的解放，民族的解放。

國人一向不講個人主義，一講到個人主義就是罪大惡極。專制者更是視個人主義為大敵，因為一旦個性得到張揚，對專制和專制者的崇拜就無法維持了。

胡適講個性主義，一定程度上是避免個人主義在國人心目中的惡名聲，也吹響了個性解放的號角。

對當時的新派知識分子而言，不論是狹義的五四，還是廣義的五四，這場運動可謂取得了雙重勝利。

狹義的五四運動，追求的是“外爭主權，內懲國賊”，最終的結果是，一方面，被認為是國賊的曹汝霖等人被免職；另一方面，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也沒在巴黎和會簽字。

廣義的五四運動，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的推廣以及由此而來的新文學、新思想與新觀念的變革。在這方面，狹義的五四運動的發生，最終將這場廣義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縱深與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