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哪場歷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運動那樣，將歷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劃為兩個時代，它既是一個嶄新時代的開端，也是一個沒落時代的終局。它蘊藏的巨大力量不僅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更沖擊了人們的心靈，以高聲的吶喊讓人們向過去告別，又以萬丈激情將人們帶向新的未來。它更給人以一種積極的信心，讓人們相信新的、幾乎觸手可及的光明未來正在前方等待著這個國家的人們。

幾乎這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參與到這場為國家命運尋求答案的運動中。從公共知識界和學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運動中的每一個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這個國家中的一員，個體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對國家命運的共同關切也將每一個個人聯系在一起。

1919年底，身在歷史現場的胡適在當時就意識到了五四運動在未來中國歷史中的地位。他用英文撰寫的《中國知識分子在1919年》，是比較早向西方世界宣傳五四運動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地位的重要文獻。

在胡適看來，狹義的五四運動導致的一個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在這篇英文文章中，他寫道：“1918年，幾乎只有《新青年》一家在為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而搖旗吶喊；1919年6月剛過，全國各地眾多期刊如雨后春筍紛紛涌出。這些刊物的主編，基本上都是些受新思想影響的青年學生；它們仿效我們8月份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每周評論》，多為周刊，并且幾乎都是用白話文寫成。據估計，這樣的期刊目前已逾四百種，而據上海的《星期評論》報道，僅在江蘇、浙江兩省，新期刊就超過兩百種；在湖南長沙，曾經有十種思想激進、敢于說話的周刊，它們同樣處在張敬堯將軍的軍事統治下。

“新文化運動不可阻擋的前進勢頭，迫使許多老牌日報發生了徹底改變。上海和北京的一些重要日報，尤其是《晨報》和《民國日報》，已經加入了這場新運動，不但它們的社論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那些重要的新聞通訊也是用白話文寫的。然而，最重要的變化還在于多數日報“增補”的版面。一年前，日報副刊刊登的都是男女演員以及歌女的八卦新聞；但去年，占據這些版面的實際上都是對教育和哲學演講的報道，以及翻譯的契訶夫、高爾基、莫泊桑、斯特林堡等現代作家的短篇小說。即使是那些保守黨派的報紙，也會在他們的專欄里登一些自由派作者的文章，因為他們發現這樣做有利可圖。”

1920年5月4日，在“五四運動”一周年時，由胡適起草，他和蔣夢麟聯名發表了《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一文。

文章寫道：“今天是5月4日。我們回想去年今日，我們兩人都在上海歡迎杜威博士，直到5月6日方才知道北京5月4日的事。日子過的真快，匆匆又是一年了！

“當去年的今日，我們心里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國講演教育哲學，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實驗的態度和科學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輸入新鮮的教育學說，引起國人的覺悟，大家來做根本的教育改革。這是我們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事勢的變化大出我們意料之外。這一年以來，教育界的風潮幾乎沒有一個月平靜的。整整的一年光陰就在這風潮擾攘里過去了。

“這一年的學生運動，從遠大的觀點看起來，自然是幾十年來的一件大事。從這里面發出來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學生的自動的精神，是一件；引起學生對于社會國家的興趣，是二件；引出學生的作文演說的能力、組織的能力、辦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學生增加團體生活的經驗，是四件；引起許多學生求知識的欲望，是五件；

“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我們不能不認為學生運動的重要貢獻。

“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