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所謂的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當時引發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場大論戰，也不是事實，而是后來之人地炒作。

對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確是有爭論的。

他文章發表后，第一個回應的是藍公武，第二個回應的是李大釗。

藍公武批評胡適“有幾分武斷”且“因噎廢食”，力挺“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臺上的照海燈”。

1919年7月24日，《國民公報》開始發表藍公武《問題與主義》一文，至7月31日刊載完畢。8月3日，《每周評論》第33號摘要發表了這篇文章。

藍公武當時是梁啟超研究系憲法研究會的重要成員，1917年7月接任《國民公報》社長，在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張的同時，宣傳新思潮。

藍公武文章從問題的性質、主義學說的性質、方法等方面，比較系統地批評了胡適的觀點。談到問題的性質及其解決的方法，藍公武認為，“凡是構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著了一種困難”，問題的性質很復雜，解決問題的方法自然不能一樣。要解決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系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所以，必須宣傳這個問題的意義和理論根據，引起人們反思而成為“問題”，才能接受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

關于主義的性質，藍公武認為，“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于某種問題的趨向或是態度”，并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臺上的照海燈”。他還說：“理想乃主義最重要部分”。怎樣認識方法和主義之間的關系？藍公武認為，主義與方法是目標與路徑的關系，實行主義可以有種種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可能互相沖突。

對胡適所講的“主義危險”，藍公武批評這一觀點“實是因果倒置”，因為“主義的自身并沒有什么危險。所謂危險，都在貫徹主義的實行方法”，主義是否危險“全看選擇的精確不精確。擇術不精，才有危險”。那些所謂“主義危險”的論調，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橫豎我們是他們的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了去他們才痛快”。他覺得最遺憾的事情，卻是因為自己還沒有“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所以不能“標明旗幟和他們短兵相接”。

藍公武認為，問題與主義“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東西”。他把問題、主義、方法三者聯系起來研究，提出“主義是方法的標準趨向和態度”，中心問題就是“解決方法的標準”，把它抽象出來推而廣之，就成了“主義”，并且主義和問題之間的關系因為不同的社會環境而不同，特別“在舊習慣所支配的社會”，“往往由他國輸入富于新理想的主義，開拓出一個改革的基礎來”。

就胡適“空談外來主義無用”“偏向紙上的主義，有為無恥政客用來做害人的危險”等觀點，藍公武則認為，一方面，鼓吹主義絕不是讀一二本小冊子隨便亂談、濫竽充數的，無恥政客騙不了人；另一方面，在當今世界文化交通時代，排斥一切外來思想是極端錯誤的做法，簡單地“概括的以空談外來主義為無用，未免有幾分武斷”，如果過于注重“實際的問題”，而抹煞了“主義學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

所以，藍公武得出結論說：我們要解決種種問題就要研究種種主義，所以，“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的切實的第一步”。

對藍公武的回應文章，胡適是仔細研讀了的，也引起了他對相關問題的思考，本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評論》行文，但被李大釗的一封來信打斷了。

李大釗認為“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為此“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

8月17日，《每周評論》第35號發表李大釗《再論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