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出一種寬容與溫和的態度。李大釗在給胡適的信中開頭就表示，他的觀點“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文末又說：“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如有未當，請賜指教”。而胡適對藍公武、李大釗二文的反應則是“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了，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由此可見，雙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礎上討論問題，既相互辯駁，又相互肯定，絕無后來政治論戰中那種十足的火藥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鋒。

細讀爭論雙方的觀點，都有可圈可點之處，重要的是他們是在平心靜氣的討論問題，甚至相互學習和借鑒，何來劍拔弓張。

無論胡適、李大釗、藍公武，都是個人品質很好的努力作學問和追求真理之人。現在回過頭來，討論他們在哪些方面誰對誰錯，誰更有道理，固然也是有益處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治學的態度，和討論問題時的心懷若谷，不像有些人那樣搞起大批判來就你死我活。

著名黨史學家胡繩晚年曾指出：“胡適與李大釗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過去把它講成是敵對雙方的斗爭，事實上還是朋友之間的爭論，雙方都是反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勢力的。……這場為時短暫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是民主陣線內部發生的一場爭論。爭論的方式是商討式的，直率而溫和，并沒有劍拔弩張。爭論之時，胡適與李大釗之間，友誼依舊。爭論過后的相當長的時間里，陳獨秀、李大釗與胡適，也并沒有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迥異而反目為仇。 所以，過去把這場爭論說成兩種敵對思想體系不可調和的大搏斗，無疑是夸大了。”

至于論爭的結果，有人認為，這場爭論促進了李大釗等人更切實地把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與深入了解和逐步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相結合，這對于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的作用。如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就寫道：我們“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因此，“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這無疑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他還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于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后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

從后來的情況來看，他確實也是這么做的。

一個多月后，李大釗發表《北京市民應該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問題列出20 條意見。這些意見都是關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問題，如稅收、房租、圖書館、夜校、公園、醫院、孤兒院、恤老院、汽車、電車、浴所、食堂、公廁、電燈、電話、市區規劃等，均一一列出，力主逐項改良。

文章最后還說：“此外應加改良的事，必然還有許多，今天我只想起這些，其余的還要我們大家去想” 。可見，他對胡適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并不完全排斥，而是頗為贊許的。

1922 年1 月創辦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的《發刊詞》便有感于“近一二年來的言論界，……大家都在紙上空談不著邊際的主義，并毫無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決心”，因而認為必須反對“不諳實際的傳播一種高調的主張”。這份《發刊詞》最后還宣布：“本刊的第一任務是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 其中明顯反映出對研究實際問題的重視。

1924 年，《中國青年》亦發表文章表示應“少發些抽象的哲理高論，多注重于具體的實際問題”，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