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眼睛’的妄人，耳朵里聽見一個‘布爾扎維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么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里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而“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 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如此所說的主義， 我并不曾輕視。” 這也說明，馬克思主義并非其主要地針對。

毫無疑問，胡適說的“主義”,應當也涵蓋馬克思主義。但讀原文，胡適并不一般地反對誰信奉馬克思主義，更不是誰信奉馬克思主義，就和誰過不去。他只是提出，任何主義都“不可認作天經(jīng)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fā)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這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題中應有之義嗎？

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樣信奉馬克思主義，這樣的人不管把自己標榜成多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人肯定比胡適離真理更遠。

卡爾?波普爾說過，多見一只白天鵝不能證明所有天鵝是白的，因為只要有一只其他顏色的天鵝出現(xiàn)，“天鵝皆白色”這個命題就會被推翻。既然誰也無法保證此“真理的白天鵝”可以永遠不被證偽，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價值就有自我嘗試的權利。換言之，人類沒有一勞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經(jīng)驗與創(chuàng)造而生的源源不斷的知識，人類只能“通過知識尋求解放”。

胡適后來說，對于“新文化運動”，自己比較喜歡用“中國的文藝復興”一詞，因為它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有很多相同之處：一是對新語言、新文字、自我表達新工具的需要；二是對人類解放的要求，把個人從傳統(tǒng)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后來曾說：“那時我有一個主張，認為我們要替將來中國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礎，自己應有一種禁約：不談政治，不參加政治，不與現(xiàn)實政治發(fā)生關系，專從文學和思想兩方面著手，做一個純粹的思想文化運動。”他在《口述自傳》中遺憾地認為：“在1919年所發(fā)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可以說，胡適的這篇文章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希望對這種政治轉向有所校正。胡適在文中指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的；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詳細分析討論之后，胡適最后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y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9月，胡適將自己八年來翻譯的十篇短篇小說結集為《短篇小說第一集》。

他的《短篇小說（第一集）》，（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民國八年十月初版，民國十七年十月便已十一版。

或許，他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可以作為其嘗試漢語改革的一個標本。

該書共收十一篇小說和一篇論文。其中，用文言翻譯的小說有三篇，其余是白話。論文的語言也是白話。這個比例，說明胡適當時已明顯偏向于白話寫作。

他在該書“譯者自序”中說，這些小說“不是一時譯的，所以有幾篇是用文言譯的，現(xiàn)在也來不及改譯了”。如果來得及，看來胡適是希望把他譯的短篇小說全部用白話文字給讀者。

胡適說過，他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當時國內短篇小說大概尚未脫離初學階段，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說是什么樣子，該怎么寫。似乎不夠長篇的小說就是短篇小說。而且有個基本模式，諸如“某生，某處人，幼負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