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評判，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指出：“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后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志與報紙，便可以看出這兩種的趨勢。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1）孔教問題，（2）文學改革問題，（3）國語統一問題，（4）女子解放問題，（5）貞操問題，（6）禮教問題，（7）教育改良問題，（8）婚姻問題，（9）父子問題，（10）戲劇改良問題……等等。在輸入學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每周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廣州《民風周刊》等等雜志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

“為什么要研究問題呢？因為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為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的變成困難的問題，不能不澈底研究，不能不考問舊日的解決法是否錯誤；如果錯了，錯在什么地方；錯誤尋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決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適應現時的要求。例如孔教的問題，向來不成什么問題；后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勢力漸漸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勢力來恢復孔教的尊嚴；卻不知識這種高壓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種懷疑的反動。因此，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孔教會的活動最大，反對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為問題就在這個時候。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故安福部的議員通過孔教為修身大本的議案時，國內竟沒有人睬他們了!

“又如文學革命的問題。向來教育是少數‘讀書人’的特別權利，于大多數人是無關系的，文字的艱深不成問題。近來教育成為全國人的公共權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漸漸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實在不適用，于是文言白話就成為問題了。后來有人覺得單用白話做教科書是不中用的，因為世間決沒有人情愿學一種除了教科書以外便沒有用處的文字。這些人主張：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并且不配做文學的利器；若要提倡國語的教育，先須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革命的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全國教育聯合會已全體一致通過小學教科書改用國語的議案，況且用國語做文章的人也漸漸的多了，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

“為什么要輸入學理呢？這個大概有幾層解釋。一來呢，有些人深信中國不但缺乏炮彈兵船電報鐵路，還缺乏新思想與新學術，故他們盡量的輸入西洋近世的學說。二來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種學說，要想他傳播發展，故盡力提倡。三來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體的研究工夫，覺得翻譯現成的學說比較容易些，故樂得做這種稗販事業。四來呢，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一方面做那破壞事業，一方面做對癥下藥的工夫，不但不容易，并且狠遭犯忌諱，狠容易惹禍，故不如做介紹學說的事業，借“學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過激派”的罪名，又還可以種下一點革命的種子。五來呢，研究問題的人，勢不能專就問題本身討論，不能不從那問題的意義上著想；但是問題引申到意義上去，便不能不靠許多學理做參考比較的材料，故學理的輸入往往可以幫助問題的研究。

“這五種動機雖然不同，但是多少總含有一種“評判的態度”，總表示對于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對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