頡剛30元，幫助顧頡剛解決了生活問題。

顧頡剛留在北大后潛心讀書，在胡適的鼓勵下編輯《辨偽叢書》，并受胡適《水滸》序的啟發留意古史演變，與胡適、錢玄同等人書信往來探討，最終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成為“古史辨派”的創始人。

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 ），原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小名雙慶，筆名有余毅等：江蘇蘇州人。是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

民國九年（1920年），顧頡剛畢業于北京大學，曾任北京大學助教，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云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誠明文學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志社總編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主要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負責校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制考》《鄭樵傳》等，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歷史地圖》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被胡適幫助過的年輕人何止以上兩位。

他的學生，一代大師季羨林，在回億他的恩師胡適時寫到：“二戰結束后，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匯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坎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F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于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后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份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里的窄狹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么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過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后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么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