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里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歷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

根據胡適的考證：“（1）宋江等確有可以流傳民間的事跡與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里，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都養成一種痛恨惡政治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這一認識深刻揭示了梁山故事形成與傳播的歷史基礎與社會心理，對闡釋《水滸傳》的思想內涵與英雄品質，有重要的啟發。

胡適對《水滸傳》的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斷，針對魯迅所主張的《水滸傳》分簡本和繁本兩類、簡本先于繁本的觀點，他認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簡本都是所謂坊賈的刪節本，也可能存在繁先簡后的情況。對一些具體情節與人物上的出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中，根據眾英雄在征遼、征田虎王慶幾無損失，而征方臘一役卻損失過三分之二以及降將馬靈、喬道清等在征方臘戰役中沒有任何表現這兩點，指出相關情節是先后插入的。

“大概最早的長篇，頗近于魯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臘的本子，既無遼國，也無王慶、田虎”，并且征遼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對《水滸傳》的思想藝術的分析，胡適也努力提出了諸多新的見解。

在《水滸傳》的評論史上，金圣嘆占有極高的位置。正確評價金圣嘆的《水滸傳》評點，是對這部小說的思想藝術展開全新研究不能繞行的問題。

正如胡適所說：“金圣嘆是十七世紀的一個大怪杰，他能在那個時代大膽宣言說《水滸》與《史記》《國策》有同等的文學價值，說施耐庵、董解元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在文學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這是何等眼光！何等膽氣！……這種文學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圣嘆對《水滸傳》的內涵做過深入的發掘，他揭示了《水滸傳》“亂自上作”描寫的意義，認為小說所體現了“庶人之議皆史也”的思想價值。對于這些，胡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適對金圣嘆解讀《水滸傳》的基本方法并不認可，他批評說：“ 金圣嘆用了當時“選家”評文的眼光來逐句批評《水滸》，遂把一部《水滸》凌遲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紀眉批夾注的白話文范’……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并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很有害的…… 金圣嘆把《春秋》的“微言大義”用到《水滸》上去，故有許多極迂腐的議論。

“金圣嘆最愛談‘作史筆法’，他卻不幸沒有歷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不逐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它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它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作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

正因為有這種觀念方法上的轉變，胡適對《水滸傳》思想內涵的認識就有了與前人不同的深刻之處。比如，他認為：“平定方臘以后的一段，寫魯智深之死，寫燕青之去，寫宋江之死，寫徽宗夢游梁山泊，都頗有文學意味，可算是《忠義水滸傳》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覺得尤其是寫宋江之死一節最好，“這種見解明明是對于明初殺害功臣有感而發的。因為這是種真的感慨，故那種幼稚的原本《水滸傳》里也會有這樣哀艷的文章”。

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