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胡適對《水滸傳》的文學性質有了更為科學的認識，比如他強調《水滸傳》中最精采的部分就在于作者在不違背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運用了“新的創造的想象力”；他又從小說與史書的區別、水滸題材作品的演變等角度，突出了小說細節的重要性：

“《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

胡適還特別看重《水滸傳》在白話文學發展中的地位，他說：“我們拿宋元時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來比較這部《水滸傳》，我們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與大匠本領；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四百年中白話文學的進步很可驚異！……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

因此，胡適的《水滸傳》考證還有更高的追求，用他的話說，就是要“替將來的什么‘《水滸》專門家’開辟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

“我主張讓讀者自己虛心去看《水滸傳》，不必先懷著一些主觀的成見…… 這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

胡適對《水滸傳》的考證，代表了古代小說研究的一系列新理念，比如重視歷史背景、故事源流、版本演變、文學性質等等，從而為小說史學科的建設，鋪下了第一層基石。

胡適說，《在考證了宋末到元代的水滸故事，《水滸》的作者以及對七十回本作了分析之后，胡適總結出一種歷史進化的文學觀：“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種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在考證古史演變中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