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與陳獨秀的關系遠比與北京大學同人的關系要深的多。無論何時，陳獨秀都是《新青年》的唯一負責人，北京大學同人介入的程度往往視陳獨秀的意愿而定。雜志出版地隨陳獨秀工作地點的變化而變化，也隨陳獨秀個人命運的變化而變化。陳獨秀到哪里工作，《新青年》編輯部就搬到哪里。陳獨秀到哪里任職，《新青年》就成為哪個任職機構的重要刊物。例如他到北京大學任教，《新青年》就成為了北京大學的同人刊物。他出任中國.共.產.黨負責人，《新青年》就成為了中.共.中.央的宣傳刊物。1927年陳獨秀被撤去黨的總.書.記職務，《新青年》也就徹底停刊了。

早在1919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上發(fā)表《談政治》，公開表明他與胡適等北京編輯同人的不同主張。《新青年》還從第八卷開始設立“俄羅斯研究”專欄，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主要窗口。

1919年12月16日，陳獨秀離滬赴粵，出任陳炯明在廣東新設的大學委員。當晚他寫信給胡適、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于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后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

1920年4月26日陳獨秀致信李大釗、胡適等12人。在通報第7卷第6號稿件已齊的同時，與大家討論《新青年》今后該如何辦：“（1）是否接續(xù)出版。（2）如續(xù)出，對發(fā)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滿期，有無應與交涉的事？（3）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在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陳獨秀所以發(fā)這樣一封信，一個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經費遇到了困難。

胡適將陳獨秀的這封信給北京的同人傳閱，集合大家的意見，提出三個辦法：1“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志，而另創(chuàng)一個哲學文學的雜志”。2將《新青年》編輯部自第九卷第一號遷回北京，北京同人在第九卷第一號上發(fā)表新的宣言，注意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3暫時停辦。胡適認為前兩種方法可行，并說得到高一涵、李大釗、陶孟和、錢玄同等人的贊成。

1921年1月22日，胡適給李大釗、魯迅、錢玄同、陶孟和、張慰慈、周作人、王星拱、高一涵八人寫信，說明因為陳獨秀對胡適提出宣言不談政治和另辦學術文藝雜志很生氣，決定對之前的兩條提議進行調整，只提出“移回北京編輯”，希望北京同人進行表決。從表決結果看，多數人贊成“移回北京”。但是這一主張遭到陳獨秀和陳望道等人的反對，《新青年》逐漸從同人刊向黨刊轉變，《新青年》編輯同人也逐漸分道揚鑣。

3月，北京各高校教師因索薪罷課，胡適利用此空閑寫成《〈紅樓夢〉考證》初稿。初稿寫成后，胡適送給對文獻非常熟悉的顧頡剛，請他校讀并幫助查找新的資料。不久顧頡剛的朋友俞平伯也加入對《紅樓夢》的研討。經查閱新的資料，并與顧頡剛和俞平伯書信討論，胡適于是年11月12日完成改定稿。

胡適在文章開篇即對之前居于主流的“索隱派”進行了批判，認為這種研究走錯了路，不去研究《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材料，只是“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jié)。”胡適接著對“索隱派”三種附會說進行了逐一批駁。

索隱派紅學的產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也就是學派觀點的發(fā)端有其內在理路。當時，舊紅學索隱派代表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和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索隱，即探索幽隱，也就是發(fā)掘被小說表面故事所掩蓋的“本事”。本事意即：本來其事。

從《紅樓夢》面世以后的二百多年里，關于它究竟是誰家故事，人們一直在猜測。無數人想從探尋《紅樓夢》真事隱去的究竟，索解出其所隱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