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胡適主編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刊物《國學季刊》第一期出版。這本刊物雖是以研究國學為目的，卻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編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橫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僅刊物的外在形式在學術界就引發一次不大不小的革命。在中國頂尖國立大學出版，討論國學的刊物，竟然使用“蠻夷”的形式，這一舉動對當時的學術界，可是振動不小。不光是形式，《國學季刊》在內容上也開啟了西體中用的國學研究時代。

創辦《國學季刊》，是北大國學門的一大舉措，該刊問世后刊登了多篇經典之作，而尤以胡適執筆撰寫的《發刊宣言》影響最著。

胡適在《宣言》中首先對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學研究的歷史給以檢討，首先肯定了三百年來整理古書、發現古書、發現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同時指出其缺點：（一）研究的范圍太窄；（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參考比較的資料。

而后提出研究古學應該注意的問題。也有三個方面，一是擴大研究范圍，二是注意系統的整理，三是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特別對如何系統整理的問題作了詳盡闡釋。

最后以三個方向的期待作為治國學的互勉條件：“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胡適晚年的時候，回憶起這篇《〈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時說，這是一篇“主張以新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國學的宣言”，是“新國學的研究大綱”。

2月4日，胡適根據新獲得的材料對以前所作的《西游記序》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完成了《〈西游記〉考證》一文。

3月4日，胡適應清華學校四位即將出國留學青年之請，擬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在序言中說：這個書目是我答應清華學校胡君敦元等四個人擬的。他們都是將要往外國留學的少年。很想在短時期中得著國故學的常識。所以我擬這個書目的時候，并不為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一點。

“這雖是一個節目，卻也是一個法門。這個法門可以叫做“歷史的國學研究法”，這四五年來，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的信……

“對初學人說法，須先引起他的真興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曾想出一個下手方法來：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這個書目便是依著這個觀念做的。這個書目的順序便是下手的法門。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二點。”

4月初，胡適開始作英文的《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一文，認為“此題甚不易作，因斷代不易也”。胡適認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自宋代起，王學之興是第二期，清學之興是第三期，文化運動是第四期。

在此期間，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又稱“人生觀論戰”。

1923年2月14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了題為“人生觀”的演講，對科學主義的思想傾向提出批評。這篇演講詞隨之發表于《清華周刊》第272期。

張君勱（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字士林，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筆名君房，上海市寶山區人，政治家、哲學家，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曾留學日本、德國，學習政治經濟與哲學。回國后，推崇唯心主義哲學，被稱為“玄學鬼”。

張君勱開宗明義指出，科學與人生觀是根本不同的：“科學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則，而此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