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1941年，他寫下了控訴英國殖民統治和相信祖國必將獲得獨立解放的遺言《文明的危機》。

7月，胡適在大連演講四次。8月，胡適與丁文江夫婦在北戴河避暑，他覺得“這一個月要算是近年最快活的日子”。這一年中，胡適主要的著作有《戴東原的哲學》、《費經虞與費密》等，而計劃作的《禪宗史稿》、《清代思想史》等著作都沒有完成。

這一年的2月8日，胡適作《古史討論的讀后感》一文，對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觀點非常贊賞，認為這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

是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下野。11月5日，馮玉祥的軍隊逐溥儀出宮。胡適當晚給外交總長王正廷寫信，說“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系。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此外，胡適希望新組建的政府保證清室安全，保護清宮文物。胡適的這封信被報紙刊載后，引起周作人、錢玄同等朋友的不同意見的討論。

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在各方推動下，全國召開國民會議的呼聲很高，作為應對，北洋段祺瑞政府在年底公布了《善后會議條例》，籌備召開善后會議，胡適也在被邀請之列。

雖然胡適的很多朋友都反對他參加善后會議，但他還是接受邀請并參加了。胡適的理由是：自己的主張與此稍接近，不愿意學時髦人談國民會議，看不過一般人的輕薄論調。但是，胡適很快對善后會議感到失望，于第二年的3月4日辭去了“善后委員”一職。

胡適此次反對驅逐溥儀和參加善后會議，讓當時的國人覺得當年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似乎有些落伍了，他為此遭到了很多非議。

1925年對胡適來說又是個很不如意的一年，政治上的主張遭到很多人的抨擊，學術上除了完成《戴東原的哲學》長文和三篇古典小說的序外，其他成就也很少，一個更大的打擊是，他特別喜愛的女兒素斐不幸天折。

五卅慘案”爆發后，胡適與羅文干、丁文江、顏任光發表了三千多字的英文電報抗議英國軍警暴行。

1925年9月25日，心灰意冷的胡適到達武漢。29日，在武昌大學作《新文學運動之意義》的演講。11月11日，胡適給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蔣夢麟寫信，提出辭去教職，專心著述，但未獲準許。

胡適一直對英國退回賠款支持中國教育之事很關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和意見。1925年3月，胡適與丁文江、王景春一同被聘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委員。1926年，胡適的主要時間都用在此事上。3月，胡適參加了“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中國訪問團”活動，到上海、漢口、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考察。

6月6日，胡適作《我們對于西洋文明的態度》一文。

這是近年來很引起重視的文章，胡適在文章言道：“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 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 spiritual。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卻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于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卻正投合了東方民族的夸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焰。

“我們不愿“開倒車”的少年人，對于這個問題不能沒有一種徹底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