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過了，1925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關于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為了處理這筆退還的賠款，組織了一個“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胡適被聘任為中方三委員之一。

1926年3月，胡適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隨即參加以英國人威靈頓子爵為團長的訪問團，到漢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訪問，聽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見。5月，訪問團一致主張設立“中英庚款董事會”，全權管理英國退還的部分賠款。7月，胡適離開北京，經哈爾濱，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到英國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這是胡適自1917年留學歸國后，九年間第一次走出國門。

長春恰好是他轉車的一站。胡適將從長春轉車赴歐洲的消息傳來后，長春教育界主動與他聯系，請他在長春演講。

演講在7月19日舉行，共兩場，一場是在商埠地內的自強學校，一場是在頭道溝滿鐵俱樂部內。當時胡適正在做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因而他演講的內容也是這方面的。幾天后，《盛京時報》登載了胡適演講的全文。

才華橫溢的胡適當時給長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記憶。當時在長春任吉長道尹公署總務科長、長春商埠電燈廠廠長，后來成為著名東北史學家的金毓黻，曾前往滿鐵俱樂部聽胡適演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北京大學教授胡適之先生，自京經俄地赴英京，道出長春，經中日教育聯合會邀請，講演于俱樂部，講題曰：東西之文化大旨……

據說，胡適在自強學校演講時，還應邀為該校書寫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橫幅，寄托了他對長春教育界的希望。這條橫幅一直掛在學校的大禮堂中，九一八事變后下落不明。

從長春到哈爾濱又停了一停，從哈爾濱出發后，火車晝夜兼程，穿過了遼闊的原野和森林，經過長途跋涉，到了莫斯科。

第一次來到這赤色蘇聯的首都，胡適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這兒住下來，休息幾天，看看這個震撼過全世界，而且各國至今都在關注、議論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適便去參觀革命博物館。他細細看了俄國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運動史料，很受感動。第三天，他遇著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便同他們一道去參觀莫斯科的監獄，三人看了也都覺得很滿意。又同他們討論蘇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統計材料，印象也不錯。胡適覺得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他在莫斯科給友人寫信道：“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of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評蘇俄!”

最后兩天，胡適又讀了一些關于蘇俄的統計材料，更覺得他的看法不錯。他想，對這樣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政治大試驗，“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這才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胡適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覺得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他打算將來回國之后，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蘇俄進行較長期的考察。

這表示，胡適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是沒先入為主的成見的。

在莫斯科雖然只逗留了幾天，但這赤色首都給胡適的印象卻很深刻。到了倫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動，給徐志摩寫了兩封信，談的仍是蘇俄的觀感，仍在稱贊“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