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的人”；仍在稱贊莫斯科的人們“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仍在稱贊蘇聯政府重視教育和科學，等等。

關于胡適在蘇聯的情況，也有人回憶說：“胡適之過俄時，曾參觀孫逸仙大學。校長拉狄克氏問他對蘇聯的觀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極幽默，說：‘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問他干得好否，他說這是將來的事，他非預言家。此乃孫逸仙大學當時的學生對我說的，而且大罵胡氏，謂為資產階級訓練出來的東西，難道蘇聯會干不好么？……”

但還有另一個人的回憶則是聽別人轉述的的：“一九二六年夏，胡適出席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議，取道西伯利亞鐵路抵達莫斯科。那時在中山大學、東方勞動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以及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齊集莫斯科車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況空前。胡適下車伊始，我們中山大學的同學，又復邀請他來校作一次演講，校長拉狄克主持其事。

“胡適登臺之后，首先盛贊蘇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說到國際形勢時，立論卻突變了，竟說美國對華政策是親善的，首先退還庚款，為中國培養科學與文化的人才，改變舊中國為新中國云云。其時有一同學，寫一紙條遞上講臺，質問胡博士看過《中美望廈條約》沒有？胡適隨即作答：‘那是美國過去的歷史，現在美國對華的政策的確是親善的。’弄得同學們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長拉狄克作結論時，高舉手杖，大聲疾呼：‘我要教導我的學生，學成歸國，奮斗！革命！’”

胡適自己在日記中記載：“下午往訪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別甚久，彼此竟不認得了。我們縱談甚快，陸續來者甚多，有劉伯堅，任XX，王人達，馬文彥等。后來越來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來了。我與和森仍繼續辯論，余人參加者甚少。從三點直到九點，Radek來了，才把我們的舌戰打斷。Radek談了一會，先走了。我們出去到‘大莫斯科飯店’吃飯。散時已十一點多鐘了。作一書與慰慈。

“早起，料理行裝。和森與劉伯堅來談。他們都盼我在俄國久住一些時，不幸我此時不能留了。

“今日回想前日與和森的談話，及自己的觀察，頗有作政黨組織的意思。我想，我應該出來作政治活動，以改革內政為主旨。可組一政黨，名為“自由黨”。充分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不以階級斗爭為手段。共產黨謂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之政治哲學，這是錯的。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有貴族階級的爭自由，次有資產階級的爭自由，今則為無產階級的爭自由。不以歷史的“必然論”為哲學，而以“進化論”為哲學。資本主義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黨綱應包括下列各事：1、有計劃的政治。2、文官考試法的實行。3、用有限制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中國的交通與實業。4、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

胡適贊揚蘇俄的這些信，寄回國內在友朋中傳觀，在報紙上披露，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當時國內北伐戰爭正迅猛發展，革命空氣甚為濃烈，孫中山先生主張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很得人心。胡適這時稱贊蘇俄，而且說我們“不配批評蘇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稱贊。而胡適的朋友們卻大多驚詫不已。有的對他“贊成蘇俄的論調”發生疑問；有的勸他不要匆忙表態，更“不必急于提方案”。

1926年8月初，胡適抵達倫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他這次游歐，主旨便是來參加庚款會；但會沒開幾次，委員會的人便四散了。胡適沒事可做，在倫敦游覽居留十來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峽，來到法國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還想順便去“世界公園”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