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改革使得中國公學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

“胡適對于中國公學的發展，我們不能不佩服；胡適對于中國公學的整頓，不算不盡力”，“如果胡先生能多做幾年校長，再多盡一點兒力，將來把中公由較好的大學，升到世界著名的大學，也是意料中事”，這是當時學生對胡適治校的評價。

事實證明。胡適不但是個出色的學者，也是個優秀的管理者，不但學問做得好，官兒當得也得心應手。

說到了領導者，人們常用的贊譽之詞往往是“率先垂范”、“事必躬親”、“身先士卒”、“事無巨細”等等。

但是，胡適這個校長最被人稱道的，卻是對學校事務采取的無為而治的行事風格。

副校長楊亮功說：“胡先生對于學校行政常以‘無為而治’自嘲，實際上他是以無為而為，與自然主義教育家盧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樣的態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學校的重要問題，付與各主管以事權，并為之排除困難，因此養成各人自動自發的工作精神。”

與楊亮功的評價相比，一位名叫陳咸森的學生講得更透徹。他說，胡先生一貫主張無為而治，“這在當年我們做學生時還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臺灣看到胡先生的一篇‘無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內說到艾森豪做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和做總統時兩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無為而治’的深厚道理”。

這里說的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爾。第一個故事說的是艾森豪威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各部門領導都要前來拜訪，匯報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見兩三位院長或部門負責人。幾天以后，他問副校長，像這樣的人一共有多少，對方說共有63位。艾森豪威爾兩手舉過頭頂高聲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當盟軍統帥的時候，只接見三位將領。我完全相信這三個人。他們手下的將領，我從來不用過問。想不到我當一個大學校長，竟要接見63位負責人，他們談的我不大懂，又說不到點子上，這對學校實在沒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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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故事是說艾森豪威爾當總統時愛打高爾夫球，有一天白宮送來一份急件，助手替他準備了兩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沒想到他居然在兩份文件上都簽了字，并交代說，請副總統尼克松替我挑一個吧。

在許多人眼里，這兩個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爾的，但是胡適卻從中看出民主的真諦。當時他講這兩個故事，是為蔣介石祝壽的。他的意思是要蔣介石學一學人家的風度，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人，只有這樣，才能“乘眾勢，御眾智”。

胡適的這個觀點對于很多人來說是非常陌生的。許多人一旦大權在握或負點責任，就死死抓住權力不放，好像所以讓他當這個領導，是因為就他行，別人都不行。這樣的領導人從來不懂得，一個合格的領導者的最大責任是盡可能的調動和發揮下屬的聰明才智。他們也不懂得一個人智力和認識是有限的，“一個人就算渾身是鐵能打幾根釘”？對于領導者，所謂“不輕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輕易做一件壞事”一樣，應該成為每個領導人、特別是主要領導遵守的一條戒律。

這也是胡適初次與蔣介石見面，就把自己寫的、闡述這個道理的《準南王書》送給對方的原因。

毫無疑問，對于一個領導者，無為而治是大智慧，甚至是最高的境界。

因為不能天天在學校，胡適每月只領100元車馬費。朱經農過意不去，曾在信中關切地詢問：“兄近日個人經濟問題如何解決？聞兄在中國公學依然每月只領夫馬費一百元，似不夠用。上學期所定夫馬費是一種過渡辦法，似不應永遠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書，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

從這里，不難發現，胡適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