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雖然身在上海，但仍然很關心最初回國給自己發展機遇的北京大學。1929年1月19日，胡適到北平，以新當選校董的身份參加了北平協和醫學院校董會的會議。

梁啟超在胡適到北平當天去世，胡適作挽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1月25日，胡適作《留戀》一詩紀念北大：“三年不見伊，便自信能把伊忘了。今天驀地相逢，這久冷的心又發狂了。我終夜不成眠，縈想著伊的愁，病，衰老。剛閉上了一雙倦眼，只見伊莊嚴曼妙。我歡喜醒來，眼里還噙著兩滴歡喜的淚。我忍不住笑出聲來，‘你總是這樣叫人牽記！’”

2月4日，胡適的朋友徐旭生請胡適吃飯，邀李潤章、李圣章作陪。飯后李潤章問胡適對北平教育有什么意見，胡適主張把北京大學改作研究院，分為四個分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國學院、外國文學院或文學院。北大以后只招研究生，五年之后就只有研究院了。這樣計劃，可以避免現有的北大學院、師范一院、師范二院、法學院、文理分院的種種重復，又可以提高北方及全國之教育程度，并且吸收全國的學者和各個大學的優秀畢業生。

胡適在上海期間，還積極參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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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邊提到過了，袁世凱在外務部尚書的位置上，也干了很多的實事。

最大的業績，是為美國退還了部分的庚子賠款所做的努力。

庚子還歀曾經是壓在晚清貧困交加的中國人民身上的最為沉重負擔，可以說是壓得中國人民喘不上氣來。

有人說，在晚清對外關系中，英國是和中國結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國仇怨最深的，相對關系好一點的是美國。

袁世凱到任就聽說了一個情況，是中國駐美國公使梁誠。美國公使梁誠說他在和美國的各界人士接觸中，發現美國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認為中國的庚子賠款過多，對處于苦難深重中的中國人民懷有著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凱對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于是要求奉天巡撫唐紹儀，下功夫和美國駐奉天總領事的聯絡，加強溝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凱承諾，成立東三省銀行從美國借歀，積極回應美國方的關切。

同年，袁世凱派唐紹儀赴美進行秘密談判，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退還庚子賠款。

為促成這件對國家和民族至關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當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他曾經做了很多美國國會議員的工作。

還有一個人就是美國的在華傳教士明恩溥，他曾經通過和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的關系，寫信并當面勸說過美國總統。

幾年后，美國在償還本國僑民的損失后，要將賠款的大部分退還我國，當作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費用。如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所說：“早在1908年，唐紹儀先生作為中國政府特使與美國政府達成了減免付給美國的部分庚子賠款的協議。當時減免賠款的總數為一千二百萬元，準確的數字為一千一百九十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協議于1908年月12月28日簽訂。中國政府用這筆款辦起了清華學堂，培養準備赴美深造的中國學生。由于美國這一友好、慷慨表示，許多中國學生才能在完成清華預備班的學業以后赴美國各大學深造。這些留學生的全部費用都出自這筆基金。”顧氏這里的所謂“減免賠款”，和通常所謂“退還賠款”是同一件事情。

再說，1200萬元在庚子賠款中所占比例雖然不大，但它的意義卻不小。第一，它保證了清華的資金來源，為該校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教授（當年北京各大學經常欠薪，只有清華是個例外），也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第二，它比其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