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走一步，后來英國、日本、法國、蘇俄等國相繼退還庚款，顯然與此有關；第三，它為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獨立了一種模式和可能，這有利于中國的改革進程。

然而，過去我們對這件事的評價卻很糟糕。50年代初，吳晗、廖沫沙編過一本書，在談到“美帝退還庚款的陰謀”時說：“美國這種以文化教育方式侵華的手段之毒辣陰險，遠非大炮、軍艦所能比擬。‘攻心為上’，美帝就是企圖藉此在精神上來支配我們，影響我們，……使中國人民在不知不覺中對它發生好感，心甘情愿的受其統治與奴役。”

這顯然是當時的主流話語，它雖然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卻為后來的教科書定下基調，從而影響了好幾代人。直到80年代初，史學界才對這種說法做了一些修正。

把這么多志士仁人千辛萬苦的努力，所達成的對苦難的中國人的善舉，竟被為某種政治需要而妖魔化，這是很可悲的，也會讓那些好心人為之心寒。

1924年，美國國會再次通過法案，批準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的剩余部分。當時顧維鈞是北洋政府外交總長，他說：“1924年減免的數目為六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元九角。關于這筆減免款項，中美簽訂的協議規定建立一個由十名中國人和五名美國人組成的聯合董事會。美國政府指派哥倫比亞大學的孟祿教授前往北京，以便與中國政府制定和達成一項明確的協議。”

美國第二次退款的消息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廣泛關注。上海《民國日報》于1924年7月2日報道說：中國科學社、中國天文學會、遠東生物學會、考古學會、中國地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中國氣象學會等“聯合條陳北京政府及美使，請其補助專門學術之研究”。此外“武昌文華大學中外教員有設置圖書館之運動”，顧維鈞和顏惠慶等人也想從這筆款項中為他們創辦的華洋博物館爭取補助。

與此同時，由于英國、法國、日本、蘇俄等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意向已經十分明確，所以軍閥政客們都想控制這些款項，其中又以吳佩孚修建鐵路的設想最有代表性。吳的意思是先用這些錢修筑鐵路，等到鐵路修好以后，再用鐵路賺來的錢興辦教育。這種思路與洋務運動簡直是如出一轍，或者說一脈相承。

吳的說法遭到知識界的強烈反對。那年夏天，北京八所高校頻頻召開會議，并于8月1日發表聲明，一方面向國際社會揭露吳佩孚的說法是“黷武殃民……與飽其私人之欲壑”的借口，另一方面向“全國父老兄弟姊妹”發出呼吁，要以拚死抗爭的精神，把這些錢“用于吾國自主獨立之教育及學術事業”。

在此之前，中國科學社也發表宣言，在譴責“彼軍人官僚之筑路主張”的同時，還對這些款項的用途、管理提出具體意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防止政治的干涉，以保證學術教育事業的獨立。（同上，第597頁）

在此期間，胡適與任鴻雋、楊杏佛、丁文江、朱經農等人曾在書信往來中討論此事。任鴻雋說，“這個宣言的稿子是我草的”；楊杏佛則想讓胡適“專為此事赴美一行，由社（引者按：指中國科學社）供給旅費。”

根據胡適日記保留的資料顯示，1924年8月，著名的美國教育家孟祿，為此專程到達北京以后，“八校會議”推選許繩祖、馬敘倫、查良釗、馬名海為代表，在北京飯店與孟見面，了解他與中國政府接洽的真相以及他的態度。

孟回答說：“鄙人此次來華，不代表政府，系以國民資格非正式的促成美國退還庚款委員。”這里所謂“美國退還庚款委員”，就是后來成立的中基會董事。孟還說：“美政府對于該款之一切事項，始終抱不干涉主義，惟望中國能善用此款而已。故對于保管此款之委員，美國政府亦不愿參與，并不愿中國政府參與，甚愿中國國民主持此事。”這種“不干涉主義”和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