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中國公學，胡適沒有停止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思考，繼《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后，胡適又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

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今日要想研究怎樣解決中國的許多問題，不可不先審查我們對于這些問題根本上抱著什么態度。這個根本態度的決定，便是我們走的方向的決定。古人說得好：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蹈于溝壑。

“『這正是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事到臨頭，人家叫我們向左走，我們便撐著旗，喊著向左走；人家叫我們向右走，我們也便撐著旗，喊著向右走。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真真睜開眼睛看過世界的人，如果他們確是睜著眼睛領導我們，那么，我們也許可以跟著他們走上平陽大路上去。但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兒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那么，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

“我們不愿意被一群瞎子牽著鼻子走的人，在這個時候應該睜開眼睛看看面前有幾個岔路，看看那一條路引我們到那兒去，看看我們自己可以并且應該走那一條路。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于閉了眼睛讓人牽著鼻子走。我們并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著更正確的途徑。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先決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

“現時對于這個目的地，至少有這三種說法：

（1）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于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2）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者）說，國家主義的運動“就是要國家能夠獨立，人民能夠自由，而在國際上能夠站得住的種種運動”。

（3）中國.共.產.黨現在分化之后，理論頗不一致；但我們除去他們內部的所謂史大林—托洛斯基之爭，可以說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目的地，就是“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打得了的筆墨官司。我們的任務只在于充分用我們的知識，客觀的觀察中國今日的實際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我們第一要問，我們要鏟除的是什么？這是消極的目標。第二要問，我們要建立的是什么？這是積極的目標。

“我們要鏟除打倒的是什么？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污。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么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么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

“這五大敵人是不用我們詳細證明的。余天休先生曾說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貧窮線以下。張振之先生（《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估計貧民數目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張先生引四川李敬穆先生的話，說：“依據甘布爾，狄麥爾，以及北京的成府，安徽的湖邊村的調查，中國窮人總數當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