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這篇《我們走那條路》，和問題和主義的那篇文章一樣，一直飽受指責和詬病。《我們走那條路》此文，更常被戲稱為“五鬼鬧中華”，當然多半是貶義。在很多人看來，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之人，人權斗士，因寫了這篇文章一下子變成了無聊文人。

也難怪，別人都整日高喊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胡適卻搞出來個“五鬼”來，所謂“奇論一出，全國震驚”，不但魯迅對此冷嘲熱諷，就連在胡適領銜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上簽名的梁漱溟，也在《村治》第2號上發表文章，說胡博士的立論是八個字：“輕率大膽，真堪驚詫!”

梁漱溟寫道：“昨于《新月》二卷十號得讀尊作‘我們走那條路’一文，歡喜非常。看文前之‘緣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這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去年討論“中國的現狀”，今年更在討論‘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所謂“社會上有力分子”；能于談哲學文學之外，更直接地討論這現實問題而有所主張，那社會上所得指點領導之益將更切實而宏大。回憶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后，我與守常（李大釗）同訪蔡先生（蔡元培）。意欲就此倡起裁兵運動；其后約期在蔡家聚會，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義”的時局宣言，十七人簽名發表。八九年來，不多見先生對國家問題社會問題抱何主張，作何運動，其殆即先生所說的‘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亦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目的地’么？守常先生向來是肯想這問題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我雖百不行，卻亦頗肯想這問題。——這是先生可以了解我的，類如我民國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極荷先生的同情與注意；類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間獨與守常相好，亦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則沒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條路的決心與信力，更沒有攔阻他走那條路的勇氣與先見。——就只為對這問題雖肯想而想不出解決的道兒來。現在舊日朋友多為這問題灑血犧牲而去，(守常而外，還有守常介紹給我的高仁山安體誠兩先生。)留得我們后死者擔負這問題了。我愿與先生切實地徹底地討論這問題！

“先生在“我們走那條路”文中，歸結所得的方向主張，我大體甚為同意。例如先生所說的：

“我們都是不滿意于現狀的人，我們都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實際需要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在所謂’革命’的方法。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因為這種種革命都只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于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焰更兇，而對于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我于此完全同意；還有下面一段話，我亦相對地同意：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這個根本態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