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題目”，用小說式的文字來寫。第一篇寫他父母親的婚事就是這樣，顯然有一些想象虛構的成分。當時曾得到徐志摩的熱烈贊許，胡適自己也高興，誤以為這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后來，他還是拋棄了這種小說式的寫法，算是回歸了正道。

如他自己所說：“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于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

三歲的胡適認得近一千個字，三歲的胡適失去了父親，三歲的胡適進入學堂，開始了《九年的家鄉(xiāng)教育》。在這一篇文字里，我們會看到有三種主要的力量參與了胡適的成長：一是儒學的人生信條與倫理傳統(tǒng)，主要依據(jù)著其父親所編的兩本書與學堂中的儒家經(jīng)典。二是“笑話書”（即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使他“得了不少白話散文的訓練”與“把文字弄通順了”。三是他母親的影響——“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接人待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感謝我的慈母?！?

《從拜神到無神》揭示的是這樣的矛盾：程朱理學與神佛迷信；前者提倡“格物窮理”，教人“即物而窮其理”；后者令人迷信神佛地獄，陷入宗教形式而求神靈庇佑。

朱子《小學》“形既朽滅，神亦飄散”一段話，《資治通鑒》中記范縝《神滅論》“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一段話，讓胡適相信：“我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范縝與人論辯的話，動搖了胡適家中女眷所熏染的“佛教的果報輪回說”。經(jīng)過這樣的思想解放，胡適不再怕地獄與輪回，不再虔誠拜佛拜神……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寫的是從1904至1908年，胡適在上海求學的經(jīng)歷。

在梅溪學堂，胡適寫曾糾正先生的錯誤：“這個'傳曰'是《易經(jīng)》的《系辭傳》，不是《左傳》”。根據(jù)先生出的題“孝弟說”而“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進學時是第五班）。僅幾個月，他從一個全不懂得上海話的“鄉(xiāng)下人”升為頭班學生，到后來還成了學堂選派去參加上海道衙門考試的四名佼佼者之一。

在這一時期，很重要的幾件事是：他某次作文被命題《原日本之所由強》；煽動革命的思想有很強的號召力，鄒容《革命軍》的傳抄；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眾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在澄衷學堂，嚴復譯的《天演論》風行全國，胡適的“適”即是出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梁啟超的《新民說》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震蕩感動”了胡適，后一書留給胡適的“失望”感促使他有了補作中國哲學史的“野心”。

第二年，“發(fā)起各齋組織‘自治會’”，發(fā)表《論性》演說，駁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宣揚王陽明等人的主張：人性本無善無惡，卻又可善可惡。做了西一齋（第二班）班長，因為同學被開除而向上抗議，被記大過，而生去意。

在中國公學。該校由不滿日本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guī)則而歸國的留學生所創(chuàng)辦，與革命黨關系密切，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授的學校，“試行一種民主政治的制度”。胡適加入競業(yè)學會，該學會創(chuàng)辦《競業(yè)旬報》；他在報上寫白話文，寫章回小說《真如島》，“自由發(fā)表和整理思想”，最后還成為該報主編。在中國公學期間，胡適接觸并且癡迷于古體詩歌，“發(fā)奮讀詩，想要做個詩人”，后來還“頗有少年詩人之名”。

按時間與事件脈絡，《我怎樣到外國去》主要記述了從1908到1910年間發(fā)生的中國公學學.潮事件與考取留美官費一事。前一事簡述：中國公學由于種種原因從學生為主體的“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