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總理所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之根本法。舉凡國家建設之規模，人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之方法，皆須依總理遺教為依歸”。

最終結果，使蔣介石等約法的提議暫時被擱置。

胡漢民搬出來了孫中山遺教作為訓政時期根本大法，蔣介石也無法反對，再加上各地反蔣不斷，蔣介石還需要胡漢民的支持，這也是蔣不得不對胡讓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原大戰結束后，反蔣勢力大大的削弱，蔣認為已無后顧之憂。軍事上的勝利使蔣介石信心滿滿，以為可以為所欲為，于是將約法的主張重新提出。

10月3日，蔣介石從軍事前線致電國民黨中常會，要求提前召集國民黨四全大會，“制定在憲法頒布以前訓政時期適用之約法”。除此之外，還通電各報館，公開自己召集國民會議，制定約法的主張，尋求支持，想利用輿論來壓服胡漢民，借民意將他推上中華民國總統的寶座。而該電確實贏得了很多社會輿論的贊許。

從表面上看，蔣、胡二人的約法之爭看似雙方關于如何理解“總理遺教”的意見分歧和斗爭，但實質上，則是他們的政見分歧和權力斗爭。蔣介石大搞“軍治”，企圖利用手中的軍隊控制黨和政府；胡漢民則高唱“黨治”，企圖憑借自己在黨內的地位來控制政府，限制蔣介石的軍權。在孫科的回憶中：當時“彼（蔣介石）之官銜為國民政府之主.席，似覺未甚滿意，而欲以總統自居。懸此目的，彼乃欲產生一所謂臨時約法”。

蔣介石這一舉措立即遭到胡漢民的堅決反對，因為他清楚，如果蔣介石制定了訓政時期約法，那自己處心積慮建立起來的“以黨治國”的訓政模式，勢必要受到破壞。蔣介石不僅要利用國民會議加強權力，而且還會利用約法擺脫黨治的束縛。所以他堅決反對國民會議討論約法問題。

隨著各反蔣勢力的失敗，對“軍權”牢牢在握的蔣介石，胡漢民已失去了昔日的利用價值。而胡漢民又總是擺著國民黨元老的架子，桀驁不馴，處處標榜高高在上的“黨權”。此時的胡漢民，顯然已經成了蔣介石欲行獨裁統治的絆腳石，必須搬掉地絆腳石。

在制定約法上，胡適的主張可謂與蔣介石不謀而合，而胡適和胡漢民的沖突，在蔣介石那里，更加拉近了和胡適的關系，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