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假如此時沒有用武力統一的希望，我們還有法子建設起一個統一的國家來嗎？我們設想的統一方法，……只是用政治制度來逐漸養成全國的向心力，來逐漸造成一種對國家‘公忠’去替代今日的‘私忠’。”

這里說的“政治制度”，指的就是“國會”。

胡適認為“要各省選出的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政治，來監督中央，幫助中央統治全國。”

這一“設想”在蔣廷黻看來，未免有點理想化，因為“人民不要選舉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議會說的話不過是話而已，……只要政權在軍人手里……你的國會有一連兵就可解散了。”

胡適抱憾蔣廷黻的這些話是帶有“成見的過慮”，他問道：“一連兵誠然可以解散國會，……然而曹錕要做大總統，他用一連兵就可以包圍國會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呢？……何況有了賄選的國會，也就可以有賄不動的國會，有一連兵解散得的國會，也就可以有十師兵解散不了的國會。”胡適甚至認為，即便“各省要搗亂，就請到國會里來大家一塊兒搗亂”，這無論如何，“總比‘機關槍對打’要文明一點”。

1934年年底，《東方雜志》推出新年“元旦號”征文，向胡適約稿。題目出得很大——“過去一年之回顧”，胡適只好挑選了一個認為自己可做的題目，這就是后來發表在《東方雜志》三十二卷一號上的《一年來關于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一文。

這篇綜述性的文字記錄了自1933年年底以來這場“論戰”的實況，同時也表明，這是一場未經任何“策劃”的論戰，完全是在當年“國難”這一背景下自覺進行的。

讓胡適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寫下這篇“綜述”文章之后的第九天——1934年12月18日，丁文江在《大公報》上突然發表了一篇題為《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文章。批評胡適“民主憲法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于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的說法“是不可通的”。

丁文江文中提出：“獨裁政治不可能，民主政治是可能的嗎？……中華民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是不識字的，不識字的人不能行使選舉權的，是大家應當承認的。”并由此得出結論，“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中國應當“試行新式獨裁”。

丁文江的文章不經意地又掀起“論戰”的第二個回合。

而丁的說法更是讓胡適驚詫不已，他在深感失望的同時，隨即寫了一封長信作答，又附上一短信，語氣有點激動：“你們這班教猱升木的學者們，將來總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話。那時我也許早已被‘少壯干部’干掉了，可是國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時你們要懺悔自己的誤國之罪，也來不及了！”

從胡適的書信中，很少見到有這樣的“憤慨”，在更多的時候，他總是“平情順理，清淺流麗”的，讓人如沐春風。然而，這次在討論有關國家制度建設的取向和選擇上，胡適無法容忍如此的后退。丁的文章被轉載在《獨立評論》一百三十三號上，胡適《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一文也在同期。

胡適深感這位老友“對于英美的民主政治實在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說的民治是幼稚園政治的話”。

胡適說：“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里想想一兩分鐘的國家大事。……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斗是不配干預政治，也不愛干預政治……只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園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

而丁文江對胡適的批評更接近當時許多人的想法，他說：“事實上看來，民主憲政有相當成績的國家，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