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獨裁制度。足見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那樣幼稚的。”

對主張民主的人來說，胡適的“民治幼稚觀”多少讓人有點尷尬，他們更愿意接受他的“民主憲政可以逐漸推廣政權”這一理念。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張熙若也認為“民主政治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明的政治制度”，因為它“以理服人”，總比過去“以力服人”的政制更高一籌；但他不贊成胡適的“民治幼稚觀”，并指出其中兩大弱點：首先是邏輯上不可通。因為“升學之后”是高度民治，還是專制與獨裁？若是前者，那時是否還能算是幼稚園？若是后者，難道胡適心目中的民治的用處竟是替專制與獨裁作預備工作？其次，與事實不符。如果國家是現代式的，則不論哪一種政制，所需要的智識的數量都是一樣的。

胡適在一篇“編輯后記”中這樣為自己辯解，他說“張先生這篇文字實在還不曾搔著癢處。他引他的‘智慧的數量與政制的關系’的議論，和丁在君的一百五十萬專家論，都和我的議論絲毫無關。我說的只是那代議式的民主‘政制’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識程度，是一種幼稚園政制，只要我們肯進去學，包管拿到幼稚園畢業文憑。”

這一段話足見胡適當時推廣民主的迫切心情，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認為民主憲政要比獨裁專制高明得多，因為“……民主國家有失政時，還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簡單，只消把‘諾’字改做‘no’字就行了。獨裁國家的阿斗無權可以說一個‘no’字。”

在胡適眼里民主憲政是很容易達到的，并不需要極高的政治智慧。他在《再論建國與專制》一文中他提出了一個自認為“很狂妄的僻簡”即“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合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是蘊涵著極高的政治智慧的。

但是，這一想法是大多數人無法想象的。西方政治制度最優越處就在于民主上，民主的政治亦是西方國家近千百年才逐漸演變成的一種政治體制，我們如此辛苦的模仿尚不能習得其一二，它怎會是一種簡單低端的政治制度呢？蔣廷黻見到胡適這一意見時當即便表示“簡直是笑話，不值得討論”。

只是，蔣廷黻對這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胡適并不是說民主政治本身幼稚，而是它并不需要多么精英的人才既可以達成，胡適還說到“民主政治的好處在于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余地；在于‘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

在胡適看來，這種常識的政治不但可以使人們以最快的方式融入到國家政治中去，還可以避免冗長的反復政治訓練，故而胡適在另一篇文章中又一次對民主政治進行了總結，稱它為“對于人民責望不太奢，要求不太多，所以最合于人情，最容易學也最有效力。

胡適對于民主憲政的理解，歸根結底是要把民主從至高無上的神壇上拉下來，讓民主成為當時中國觸手可及的東西，用他的話說“民主憲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標，只不過是一種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