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有個小學幾年級的文化，就可以讀書寫字，這應該感謝五四時期的先賢們。提倡白話文，胡適是做出突出貢獻的人。他在1917年發(fā)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掀開了文學革命的序幕，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就是他提出的“文學改良”首要任務。他一生始終關(guān)注著白話文的發(fā)展和命運。

南京國民政府初創(chuàng)，胡適因?qū)W生羅家倫在政府里當了官，便致信羅氏，希望他提出建議：“由政府規(guī)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條約，都須用國語，并須加標點，分段”。他很盼望黨政要人吳稚暉、蔡元培、蔣介石、胡漢民諸公，也能贊助此事。

但胡適等人的意見，顯然沒得到重視。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種報紙，依舊是文言、駢文滿天飛。在胡適看來，這簡直連北洋軍閥政府都不如。1920年，徐世昌做總統(tǒng)，傅岳芬當教育總長時，還下令廢止小學的文言課本，改用國語課本。

只是，報紙和公文依舊用古文，學了白話文而不能看報，不能在社會上應用，誰還肯熱心去學。因此胡適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報紙改用白話。

見國民黨的新政府對此無動于衷，胡適一怒之下，便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里，尖銳批評道：“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一個革命的政府居然維持古文駢文的壽命，豈不是連徐世昌傅岳芬的膽氣都沒有嗎？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1934年5月間，汪懋祖、許夢因等人重談“復興文言”的老調(diào)，提倡中小學生普遍學習文言，反對白話文。吹捧湖廣軍閥何鍵、陳濟棠主張尊孔讀經(jīng)，“可謂豪杰之士矣”。搞起了一個“中小學文言運動”。

汪懋祖，13歲中秀才，15歲入蘇州府中學堂，旋轉(zhuǎn)入上海廣方言館，后畢業(yè)于江蘇高等學堂。

民國元年1912年至天津入北洋高等學校工礦科。民國5年赴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學士教育院，受教于杜威，獲碩士學位，后被哈佛大學聘為研究員。

民國9年回國，歷任國立北京師范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校長、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哲學系主任兼教授、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主任兼教授、江蘇省督學等職。先后加入中國科學社、中華教育改進社、教育學會、兒童教育會、鄉(xiāng)村教育社、職業(yè)教育社等學術(shù)團體。

民國16年7月，辭去大學教授及督學等職，返家鄉(xiāng)創(chuàng)辦蘇州中學，民國19年被全國教育學會聘為專家會員。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任昆明西南聯(lián)大等高等院校教授。抗日勝利后，返回蘇州，任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民國38年1月10日病逝于蘇州。著有《美國教育徹覽》、《教育學》等。

這樣一個人都對文言文情有獨鐘，可見傳統(tǒng)的力量有多強大。

進步文化界對這種迷戀古文的論調(diào)，給予了嚴厲的批評。《獨立評論》發(fā)表了任叔永的《為全國小學生請命》，胡適也發(fā)表了《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和《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jīng)》等幾篇文章。

胡氏在分析批駁了汪、許的文言主張之后，指出：“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繼長增高的發(fā)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前，頑固的反對總是時時會有的。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雖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進步，——必須還靠第一流的白話文學的增多。”

至于讀經(jīng)，胡適同意傅斯年的觀點，認為“六經(jīng)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拿這些來教兒童，教員不是渾沌混過，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談讀經(jīng)，或提倡中小學讀經(jīng)，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