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文言運動”，讀經的論調，本是沉滓泛起，進步文化界稍加批駁，便又沉落下去了。論爭便很快轉為“大眾語”的討論。

“大眾語”的討論,是文藝大眾化討論在語言問題上的繼續。提倡大眾語，是“為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要做到“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而且還要成為“大眾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

這場討論是為大眾著想的，對于促進新文學與廣大群眾相結合，具有積極的建設性的意義。

但討論中，也有人借“大眾語”來否定“五四式白話”，要把白話與文言文一起拋棄。這種行為被魯迅斥為“狗才”，“雖然好像很激進，其實是在替敵人繳械”。魯迅認為，提倡大眾語，應該做“更淺顯的白話文”；而關鍵在于作者須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胡適也參加了大眾語的討論。

他針對一些人把大眾語同白話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指出：“大眾語不是在白話之外的一種特別語言文字，所謂‘大眾化’，是指‘能夠把白話做到最大多數人懂得的本領’ ……現在許多空談大眾語的人，自己就不會說大眾的話，不會做大眾的文，偏要怪白話不大眾化，這真是不會寫字怪筆禿了。白話本來是大眾的話，決沒有不可以回到大眾去的道理。時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眾化，只是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大眾的存在。因為他們心里眼里全沒有大眾，所以他們亂用文言的成語套語，濫用許多不曾分析過的新名詞；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語氣是不文不白的；翻譯是硬譯，做文章是懶做。……這樣嘴里有大眾而心里從來不肯體貼大眾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間去’，他們也學不會說大眾話的。”

胡適認為提倡大眾語的人，“都應該先訓練自己做一種最大多數人看得懂，聽得懂的文章”。既要為識字的大眾著想，也要為不識字的大眾著想。要做到“用一個字，不要忘了大眾；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眾；說一個比喻，不要忘了大眾。這樣訓練的結果，自然是大眾語了”。胡適的這些見解，批評時弊，深中肯綮；又將大眾語，歸結為作者對大眾的責任心和思想感情問題，無疑是很實際而且深刻的。

在此期間，胡適作為北大文學院院長，還對北大的新生考試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建議。

此事的起因是胡適在中國公學的學生吳晗轉學北大沒有成功，當時北大的規定是想轉學的學生得與新生一起參加入學考試，合格后再參加轉學考試。吳晗就是因為參加入學考試沒有通過，被北大拒之門外。胡適主張文、理科入學考試應有所偏重。

胡適在文學院院長任期內的另一項改革，是規定文科各系的新生都要必修科學概論、哲學概論和中國通史三門課。這三門公共必修課由系主任負責制定教學計劃，按照每次課的內容邀請校內外著名學者講授。胡適本人親自講授科學概論一課的“引論”和“結論”部分。其他部分則由各科教授主講。

如江澤涵等人講“數學方法.論”，薩本棟等人講“物理學方法.論”，曾昭掄講“化學方法.論”，丁文江講“地質學方法.論”，周炳琳講“經濟學方法.論”等。“科學概論”一課對于拓展學生的學科視野，培養科學的思維和方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也體現了胡適一貫的教育理念和對北大培養具有廣博學識的高層次人才的期望。

這一年的3月8日，胡適在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演講《做學問的方法》。談做學問的兩個條件：充分的工具和做學問的習慣。他認為有了這兩個條件，方法已在其中了。科學方法只是不茍且，不懶惰，是肯虛心的人做學問的方法。說破了不值半文錢，學起來可要畢生的努力。最后，胡適說，單有方法，還是不夠，必須還要尋真材料、活材料、實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