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7日，胡適被推舉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

10月26日，中基會第九次常會在上海舉行，胡適提議修正中基會章則案獲得通過。

10月，日本陰謀策劃華北五省自治,11月17日，胡適作《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一文。

11月19日，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報告日本人策劃“華北自治”的陰謀，胡適與傅斯年都慷慨陳詞，堅決反對“冀、察特殊化”。

11月24日夜，胡適作《華北問題》一文。

為了反對日本侵略者策動親日派漢奸搞所謂“華北自治”的陰謀活動，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青年學生，舉行了轟轟烈烈的愛國示威游行。

隊伍在天安門集齊，經新華門，繞什剎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嚴整，沿途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華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迎著凜冽的寒風，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呼號。沿途遭遇到的卻是“上了刺刀的步槍，大刀，橫沖直撞的摩托警車，落地即成冰的自來水激射”。有的學生受傷，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學生總罷課，接著全國各地學生也舉行愛國示威游行，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

胡適對學生運動，有他自己的看法。

1920年5月4日，五四運動一周年紀念，胡適和蔣夢麟聯名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他們認為：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政治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他們舉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說，“漢末的太學生，宋代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去年的‘五四’運動與‘六三’運動，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有發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適在北京大學作了關于《學生與社會》的演講。其中說：“不過在文明的國家，學生與社會的特殊關系，當不大顯明，而學生所負的責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國家，如像現在的中國，學生與社會的關系特深，所負的改良的責任也特重。”他說因為中過受過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負的改良的責任，則當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華大學，胡適在紀念“五四”演講中稱：“‘五四’運動也可證明歷史上的一個公式，就是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政府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干涉政治的責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學生，明朝東林黨，都是在變態的國家里干涉過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歐洲的革命，法國俄國的革命，也是學生鬧起來的。常態的國家就不然了。英國美國的學生從來不干政治，就是因為他們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用不著他們來干涉。要想避免學生干政，就得要“智識高深、體力強健、經驗豐富的中年出來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軌道，否則禁止學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適在《論學.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動全國的學.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問題。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現象：凡一國的政治沒有上軌道，沒有和平改換政權的制度，又沒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機關，那么，鼓動政治改革的責任總落在青年智識分子的肩膀上。”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政治太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胡適通過中國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和外國現狀的對比，得出這么一個結論。他一生中屢次表達過這樣的觀點。

為什么是青年學生呢，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