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道理很簡單：“中年老年的人，壯氣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不肯輕易參加各種帶有危險性的政治活動。只有少年學生的感情是容易沖動的，膽子是大的；他們沒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壓倒情緒，所以他們一受了義憤的鼓動，往往能冒大險，做出大犧牲，不肯瞻前顧后，也不能遲徊猶豫。……因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沒有家眷兒女的顧慮，敢于跟著個人的信仰去冒險奮斗，所以他們的政治活動往往是由于很純潔的沖動，至少我們可以說是由于很自然的沖動?！?

近代中國，正是胡適所說的那種內憂外患、王綱解紐、軍閥割據的變態社會。因此，胡適上是同情、理解學生運動的。他說，“許多學生都是不愿意犧牲求學的時間的；只因為臨時發生的問題太大了，刺激太強烈了，愛國的感情一時迸發，所以什么都顧不得了：功課也不顧了，秩序也不顧了，辛苦也不顧了?！?

然而，他又很反對知識分子“心有旁鶩，荒置學業，動不動就心動過速，血壓升高，痛哭流涕，請愿游行”。他主張知識分子應當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稍安勿動，鎮靜向學”。

1920年紀念五四一周年時，胡適就說過，“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92年在一次講話中，胡適也曾說過，“這幾年的經驗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罷課一件武器，無損于敵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無用的?！?

對于學子，胡適的基本主張是“安心向學”。退一步講，“倘實在忍不住了，也不要罷課、游行、請愿此類‘合群的愛國’的事情，而應“用個人運動代群眾運動”。

1920年，10月11日，胡適在北大開學的演講中說道：“學生宜有決心，以后不可再罷課了。今年事變無窮，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們應該決心求學；天塌下來，我們還是要求學。如果實在忍不住，盡可個人行動；手槍，炸彈，秘密組織，公開行動，都可以。但不可再罷課。”

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無望憤而辭職后，胡適用個人行動表示了堅決的支持。但是，他說：“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許多對于蔡先生抗議的精神極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盡可以采取個人行動的方式，不必牽動學校。如有贊成他的不合作主義的，盡可以自行抗議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極的，盡可以進一步作積極的準備；個人行動也好，秘密結合也好，公開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牽動學校。”

他認為集體行動會給學生“養成倚賴群眾的惡心理”，“個人自己不肯犧牲，不敢做事，卻要全體罷了課來吶喊助威，自己卻躲在大眾群里跟著吶喊。這種倚賴群眾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魯迅亦對此類“合群的愛國”有過不留情面的論述，他說，“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魯迅也認為學生運動實屬無益。“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于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贊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仆觀之，則于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

罷課證明無益無用，學習方是正事正業，這是胡適的主要觀點。那么，在時事危急之時，胡適開出“鎮靜主義”的藥方。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全國學校罷課后，胡適給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學生講了歌德的故事。

德國文學家歌德（ethe）在他的年譜里曾說：“他每遇著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系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所以，拿破侖的兵威逼迫德國最厲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