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與中國抗日戰爭。在這里，他把中國的抗日戰爭與美國的獨立戰爭并列相比，無非是說，美國的勝利曾得益于法國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國的抗日戰爭，應同當年美國一樣，也需要得到美國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說后，因過度勞頓，竟使心臟病復發，險喪生命。夫人知道后，既擔憂又害怕，書信、電話、電報，忙得連軸轉，甚至舊話重提，代夫要求辭去大使職。

胡適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開導說：“我是為國家的事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

在胡適擔任大使的絕大部分時間內，他一面必須正視中國敵強我弱的抗戰形勢和國民政府對美國日益迫切的待援需求，一面必須努力化解彌漫在美國社會的孤立主義情緒，以大的誠意爭取美國決策層和民眾對中國抗戰的理解和支持。無論是面對國內過高過急的工作要求和部分人士的無端責難，還是面對美國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冷漠和國務院某些官員的搪塞敷衍，胡適始終抱著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堅定信心，鍥而不舍地開展各項具體外交工作。如果說忠于祖國、為國效力是駐外大使的基本義務，而胡適即使是在受到排擠的情況下，仍然盡職盡責做好工作，則實屬難能可貴。

胡適在給夫人的信中談到擔任大使的感受時說，“我現在過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體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過的。”

物質上和身體上的苦，正如他在1938年給夫人的信中所言：“我到此已50日，沒有領到一個錢的薪俸，全館10余人還須我墊借錢應用。”

但對于胡適來說，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在國內當教授時，胡適“從不拜客，從不回拜客，從不請客”，更不用屈躬求人，上下解釋，但現在為了苦難深重的祖國，身負國民政府的殷切期盼，不得不頂著國內政客的冷嘲熱諷，面對美國政府和民間的淡漠而多方應酬。盡管自己心力交瘁，但很難得到急功近利的蔣介石政府的理解，還不時受到宋子文等人的處處排擠，這種精神上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胡適曾經自嘲“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既表明了自己在工作困境中的無奈心情，也反映了他服從大局、義無返顧的責任意識

不過，這個“過河卒子”，很得美國輿情的支持。《紐約時報》發表社論，表示歡迎胡適擔任駐美大使，說：“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學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誠實而又公開的。他將有很大的貢獻，使中美兩國人民既有的和好關系更能增進。”

而日本對此卻表現出驚駭的態度，以至迅速作出反應，調整外交人員，派出鶴見祜輔、石井菊次郎、松岡洋右，以共同對付胡適。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岡洋右的英語，可謂一流，其演說可與胡適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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