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還登出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和美國合眾社記者的長篇談話，王氏公開主張美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

在此內外夾擊的情況下，胡適的做法頗能顯示他的見識和魄力。

對于美國方面，胡適先是采取回避的方法。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胡適不去拜見羅斯福總統，只是托好友Hornbeck特別留意白宮的主張。胡適甚至也不去見財政部長Morgenthau，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兩個星期。一個月里，胡適費盡苦心，起草了一個說帖（Mediation）交給美國外交部。表明中國能夠苦戰下去，并且列出中日和談的八點困難。胡適在說帖中特別指出，東三省“共用共管”的主張是無法實行的，因為中日雙方實力懸殊、仇恨太深；慕尼黑和談的前例表明，僅僅要求弱者作出領土犧牲并不足以維持和平。

胡適起草的該說帖實際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羅斯福的調停主張。

對于中國政府，胡適則采取了欺瞞的做法。可以肯定，羅斯福的調停主張，胡適一直沒有向外交部和最高當局匯報。中國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回事。否則，最高當局是會積極進行這件事的。如此一來，中國的抗戰圖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樣了。

胡適這種做法，可謂是“獨斷獨行”、“一手遮天”。他個人所負的責任可以說是天大的責任。換一個聽話的官僚或者職業的外交官，是否有此見識、有此魄力，能夠如此敢于承擔責任呢？恐怕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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