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云:“美之借款助我,亦是其整個遠東政策之一部分。此款成于我國力最倒霉之時,其富于政治意義至顯。”

1942年國民政府外交部編寫的《抗戰四年來之外交》對此亦有同感:“吾人于此項注意，第一次貸款系在我武漢戰局轉進之后,????中美兩國已成患難之交,于此可見。”

其后滇錫借款等在其任內當有七筆借款,雖胡適在其中未必能起到很大作用，但他畢竟是駐美大使，如果兩個國家的關系搞得不好，別人再有本事，肯定搞不成事。兩相比較，“非適之不如儒堂,實儒堂不如適之”。

胡之后任魏道明雖不斷獲得美援,然此時國際形勢之發展已顯然對其外交爭取有利，又非胡適可比。值得一提的是魏之成績倘無胡適任內所奠定之良好基礎，恐亦非易事。其他大使,如駐英之郭泰祺、駐法之顧維鈞、駐蘇之蔣廷黻、楊杰及邵力子,他們在各自任內取得了不俗成績，但應該都與胡適無法比肩。最典型的，莫過于胡適成功地阻止了美日妥協，這樣的事跡，恐怕沒人能拿得出。而蘇聯卻在緊要關頭拋棄中國,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而時任駐蘇大使的邵力子行前，蔣介石就曾囑托他要盡力阻止蘇日妥協。

胡適在美最引人矚目且影響特別大的，是他不辭辛苦的到處演說，即所謂的“行萬里路，講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國《華盛頓郵報》載：“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最近六個月來普遍游美國各地，行程達三萬五千里，造成外國使節在美旅行之最高紀錄。胡大使接受名譽學位之多，超過羅斯福總統；其發表演說次數之多，則超過羅斯福總統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說之紀錄，亦為外交團所有人員所不及。”

胡適做大使時也每向好友傾吐他行萬里路，講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體質稍弱，又旅行一萬六千英里，演講百馀次，頗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過一個周末，不曾有一個暑假。”據他自己回憶：“本人在美任大使數年，赴全美各地演講四百次之多。”

但是，胡適受詬病的，又常常是他的講演。宋子文就認為胡適的講演是“空文宣傳”,當面責難胡適:“你莫怪我直言。國內很多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

就連胡適的小朋友唐德剛也說：“其實這種苦差事(指演講)如行之者是胡適教授，政府對這種成績斐然的國民外交，自然要傳令嘉獎。但如行之者是胡適大使，那政府就應把他撤職才對。胡先生故鄉的農民就有一句土話說，摸魚摸蝦，耽誤莊稼。胡適身為中國抗戰期中的駐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莊稼他丟下不做，而拼命去摸魚摸蝦，豈不該撤職……總之胡先生是個教書料。大學的講堂和圖書館才是他最感到樂趣和最該去的地方。”

也就是說，做為駐美大使，胡適的這些講演是不務正業。

還有人說得更難聽：“胡適也不會別的。”

沒有人否定，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能被美國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適的演講是功不可沒的。難道，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能被美國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不是駐美大使最主要的職責嗎？

胡適所以對到各地講演不遺余力，因為他了解美國這個民主國家，民意對國家決策的影響有多重要。而習慣于專制制度下的人們，對民意是不屑一顧的，再他們看來，老百姓的想法和看法沒有用，還不是當官的說了算。

其實，歷史歸根結底是人民創造的，在專制制度下，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也是民意。只不過，這不像民主社會那樣一目了然。而民主社會，民意表達方式，一般是和平的方式，而在專制制度下，一般要訴諸暴力。

也難怪，對于這些，宋子文之流怎么會懂呢！這里，不妨借用一下，那些說難聽話人的話。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