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駐外使節,對國際總體形勢判斷把握是否正確,是否客觀實際，對其是否能比較好履行駐外大使的職務，是關鍵性因素。

胡適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毫無疑問是有著他特有的敏銳目光和準確把握的。

早在1935年6月20日,他曾致信王世杰,針對當時中日形勢,他分析了兩個可能的局勢:“(一)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唯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二)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

一個星期后,胡適再度致信王氏,強調“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進那個‘不很遠的將來’的國際大戰。如何可以‘促其實現’?”他認為只有中國首先自己堅持抗戰,不怕犧牲,“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四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

1938年10月20日胡適致電蔣介石,對國際形勢和中國對策進行了分析和闡述:“美蘇兩國均不愿中國講和,就目前情形論,此言已得印證不容再有存疑。蘇俄不愿我講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國不愿我潰敗,故愿經濟援助。故就我國現況言,惟有等待時勢演變。”

作為駐外使節,僅僅具有對形勢的正確判斷還是遠遠不夠的,他還必須通過自己的外交努力爭取形成對對自己國家，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

長期以來學界幾乎形成一個共識——弱國無外交。抗戰初期的國民政府在外交方面似乎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但事在人為，弱國可以通過強有力的外交攻勢,廣泛地爭取外來同情和支援,從而為自己贏得一個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在這一方面，胡適利用他的留美經歷以及對美國社會的充分了解。發揮他的人格魅力、高尚的品格和淵博的學識，同美國朝野建立了良好的關系,為中國的抗戰贏得了美國廣泛的同情和切實的支持。

“使國際情勢于我完全有利”局面的形成,雖非胡適一人之功,但胡適也確實作出了與他本人和他的使命相適應的貢獻。他竭力促成的桐油借款、滇錫借款等對中國抗戰意義重大,他的努力使美國孤立主義操縱的中立法修正案宣告擱置,他的不懈努力，使當時幾成定局的美日妥協的最終失敗。胡適這個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挺身而，充分地運用了一個學者擁有的知識和智慧，更將以演講為主的宣傳攻勢發揮你到了極致。

因為有對國際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整體把握，也就使胡適能夠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中國相對應的總體戰略，也就是他所謂的自處之道。在美日開戰成為事實之前，中國的自處之道究竟應該是什么？胡適的答案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苦撐待變”。

這毫無疑問是胡適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做出的極為重要的貢獻。

“苦撐待變”這一觀念，早在1937年就已經在胡適心中逐漸形成。他在1937年12月26日致陳布雷的電報中首次寫道：“適等深知國力之艱，待援之迫，然此時舍苦撐待變一途，實無快捷方式。”

胡適之所以提出這個觀念或許有一個背景，那就是不久前日本攻擊了在長江航行的美國兵艦（1937年12月12日），在美國激起了人民的義憤，這使得胡適得到一個啟示，那就是美國原先的“厭戰貪和”心理并非言語筆墨所能改變，然而一旦日本對美國施加暴行，則人民情緒將急速改變。

這從美國人民的排日心理和抵制日貨運動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因此如若類似事件再發生幾次的話，則戰爭必將難以避免。而胡適接觸到的美國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