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被免去駐美大使一職，美國輿論界曾對此表示震驚和遺憾。

在胡適擔任大使期間，和胡適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國國務卿赫爾。赫爾認為：胡適大使是一位十分堅持己見的人。從胡赫兩人多次談話記錄中，很可以看出胡適的擇善固執、胸有成竹的外交風度和赫爾對他容忍讓步的感佩心理。

赫爾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和胡適的公務接觸，他說：“在遇到有關中國事務商討時，如果與胡適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時候，總會使我感到十分為難與困惑。”

當胡適卸任大使職務后，赫爾在記者會上公開贊揚這位中國大使：“胡大使是華府外交團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節。”

1942年9月4日，王世杰在日記中寫道:“美國政府對于以魏道明繼任中國駐美大使事，雖照例表示同意，實則頗感不滿。美國輿論亦然。適之已向國務院及白宮辭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報告蔣先生。當三星期前，蔣先生囑(陳)布雷向予言：駐美使節更動問題，予曾力稱魏君不適宜于此職。”

王世杰9月8日的日記又說:“政府發表以魏道明繼胡適之為駐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適被免職的深層原因。

美國國務院政治關系顧問司坦??侯恩百克發表評論，認為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長(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長)的權限所致。他由中國駐美大使館獲得了確切消息，說胡適與宋子文曾擬定了雙方的權限。據說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嫌胡適在華盛頓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辯護得多，而為重慶政府的政策向美國解釋得少。于是胡適成為這種猜忌的犧牲品。

說胡適一直完全站在美方的立場并為之辯解，這恐怕未必是事實。但胡適一直認為，國與國相處也和人與人相處一樣，都需要寬大的胸懷，都需要對替對方著想，多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身處地的考慮問題。

直到被免職前不久胡適還說:“眼前第一要義，在于弘大度量，寬恕待朋友，體諒朋友在大患難之中，有時顧不到我們，切不可過分責備朋友。英美大強國，豈自甘心情愿失地喪師？豈不關心我們的痛癢？我們總得體恤朋友，朋友明白我們夠得上做患難朋友，將來才有朋友永遠和我們同安樂……今日我們所受困難，只是因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難，更大恥辱。他們顧不到我們，他們的領袖心里實在認為最大恥辱。但他們日夜圖謀雪恥，嘴里說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們必須體諒他們的苦衷，才夠得上患難朋友。”

另外，胡適向國民政府轉達美國政府的意見，也常引起蔣介石的不滿。

比如，1941年初，蔣介石以“整飭軍紀”為借口，動用數十萬大軍“圍剿”新四軍，制造了被稱之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變”。消息傳到美國，引起不同反響。1941年3月，胡適在致陳布雷電中轉達了美國政府表示反對的意見。蔣介石是聽不進這些逆耳之言的，盡管胡適說得是事實，盡管蔣介石得罪不起美國人，但可以把怨恨加在胡適身上。

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務顯然有多種因素，但最終拍板的是胡適愿意為之效命的蔣介石。

1942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對胡適作出“毫無貢獻”的評價:“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余位以外，對于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于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

這就是蔣介石對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