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生涯所作的結論。

胡適卸任之后，美國各地二十多所大學紛紛邀請胡適。胡適經過慎重考慮，決定不教書，利用這難得的清閑，完成《中國思想史》的寫作。

胡適在是年12月7日給翁文灝、王世杰、蔣夢麟、傅斯年、湯用彤、羅常培諸人的長信中說：“我常說，我一生走好運，最幸運有四：(1)辛亥革命，我不在國內，得七年的讀書。(2)國民革命，我又不在國內，后來回上海住了三年，得一機會寫我的文學史第一冊及兩漢思想史的長編。(3)抗戰最初五年，我得一機會為國家服務，大病而不死。(4)今得脫離政治生活，是我得一正當的名義，安心回到學問的工作。”

于是，胡適安下心來，開始寫自己的《中國思想史》，計劃首先重寫兩漢三國部分，用書方面主要托此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的王重民代為借閱。

1943年1月30日，胡適拿到了5000張新印制的每頁200字的稿紙，可以寫100萬字，胡適很高興。

2月4日凌晨，胡適寫成六年來第一篇中文考證文字《〈易林〉考》，他非常高興。

《易林》又名《焦氏易林》、《大易通變》。易學著作。漢焦延壽撰,十六卷,是西漢眾多易學著作中最完善的一種,其書以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之變則為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文詞,皆四言韻語,稱為“林辭”。作者依據圣人觀象作《易》,觀象系《易》的原則,凡《易林》之辭無一字不從象生,無一字不本之《易》,用《易》象來解釋《易》理,作者在觀象系《易》的時候正覆象并用。

關于《易林》的作者，一直以來大多認為是焦延壽。胡適在《〈易林〉考》中，結合相關的歷史文獻，經過考證，認為其作者不可能是西漢昭宣時代的焦延壽，而應是兩漢之交的崔篆。

這是個至今仍爭論很大的問題，胡適可謂一家之說。

因為公共圖書館的書不能隨便標記、校勘或注釋，不太方便。是年3月，胡適從舊金山的服務公司買了一批存書，包括《百子全書》、《群書拾補》、《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以及唐宋明人文集等。

后來，久困書荒的胡適忽然想起好友趙元任有一套縮本《四部叢刊》，于是寫信給趙元任，愿意出錢購買。沒想到同樣嗜書如命的趙元任竟爽快地答應了。1

1943年4月19日，趙元任的《四部叢刊》被郵寄到胡適紐約的寓所，胡適欣喜萬分，打電報給趙元任說：“IfesrichasIndianMaheraja.Athousandthanks。”

胡適在日記中說：“我有了這三百多種書，大致可以解決我的‘書問題’了。以后所需，只有《道藏》、《佛藏》與理學書耳。”

手頭的書有了一定積累，加上王重民等人的幫助，胡適基本可以安心寫自己的《中國思想史》了。但是沒過多久，胡適收到王重民寄來的一篇文章，激起了胡適的“考據癖”和為鄉賢戴震打抱不平的強烈愿望，《中國思想史》的續寫再度被擱置。

那是在1943年11月8日，胡適收到王重民書信中所附《跋趙一清校本〈水經注〉兼論戴趙全趙兩公案》一文后，對王重民此文不甚滿意。王重民此文所說“戴趙全趙兩公案”是指清代關于《水經注》“戴震偷趙清，趙戴皆偷全祖望”的學術公案。

胡適在當天日記中說：“我生平不曾讀完《水經注》，但偶爾檢查而已。故對此大案，始終不曾發一言。但私心總覺此案情節太離奇，而王國維、孟森諸公攻擊戴震太過，頗有志重審此案。”

也許胡適自己也沒有想到，從此開始直到去世的近二十年的時間，他主要的學術精力都用在了“《水經注》案”上，寫出的校勘考證文字有200多萬字。同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