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以及法律條文，依然是古文詞句，其次，是報紙上的新聞，十分之六七，仍然利用文言。但是這一點，現在已然有了相當進步。”胡先生特別引證：最近，上海大公報上星期論文，“在那篇論文里，居然發現了起碼四五十句是白話文。這是我胡適之返國以后，認為第一件滿意的事。”

談到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和印象，胡適認為廿年來，無大變化。他說：“美國仍然采取著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主義。總之是希望中國強大。所以，美國為了中國的問題，不惜以馬歇爾這樣頭等人物，來進行調處。”

“胡先生準備作公開演講嗎？”有人這樣問。

胡適說：“因為我在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間，曾患嚴重的心臟病。所以醫生囑咐，不宜作長時間的演講。尤其是在擴音等設備不健全的原則下，更是不便。”說著，他又談起十八年十一月，在北平協和禮堂，以及后來在上海青年會的兩次公開演講，因為聽眾擁擠，而出的亂子。所以，結果還是“不講為妙”。

記者的問題太多了，胡適有些難于應付。連說：“傅先生是我的保護人。”

傅斯年正打算設法解圍，記者群中又發出聲浪說：“不希望傅先生幫腔。”于是胡適很謙遜地說：“為了我，耽誤你們很多的時間。其實，我在這幾年內，打算長期留在北平，我們談的機會很多。還是留下許多問題，慢慢的談吧。尤其，現在有好些問題，我只好交白卷。”

終于還是“保護人”傅斯年到后面搬來了胡適的兒子“祖望”，才解了記者之圍。這時，還有不少人，圍了胡先生請他題字。胡先生笑著向青年的記者說：“只寫個名字吧。你們成了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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