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5月，日本侵略軍攻占華北重鎮徐州之后，日偽政府強迫北平全市懸掛日偽國旗，并強令群眾上街游行，以示慶祝。輔仁大學及其附屬中學堅決拒絕執行掛旗、游行等無理要求。結果日偽震怒，強令輔仁大學及附屬中學停課3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長陳垣“質問”。陳垣回答道：“我們國土喪失，只有悲痛，要慶祝，辦不到！”堅決不掛旗，不游行，與日偽不屈抗爭。

陳垣在元史、歷史文獻學、宗教史等領域皆有精深研究，留下了十幾種專著、百余篇論文的豐富遺產。陳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及《通鑒胡注表微》等，另有《陳垣學術論文集》行世。陳垣與陳寅恪并稱為“史學二陳”，二陳又與呂思勉、錢穆并稱為“史學四大家”。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有些被翻譯為英、日文，在美國、德國、日本出版。

民國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49年以前，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49年后，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那場大動亂，陳垣被軟禁。1971年6月21日，陳垣飲恨以歿，享年92歲。

關于陳垣其人，筆者不想多做評價，在這里只想給讀者推薦以下文字：

1949年，胡適和陳寅恪同機離開北平。

由于二陳一胡（陳垣、陳寅恪、胡適）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在南京政府搶運計劃的名單上。

這3個史學大師，從這一年開始分手，各自走了3條不同的道路。

胡適先飛美后赴臺，陳寅恪客居廣州，辭不赴京。

只有陳垣能順應潮流，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一直做到院系調整以后的北師大。

1948年12月13日，胡適還在給陳垣的信中談論與《水經注》有關的問題。

從信中可以看出兩位學者的交情。

胡適在信的末尾寫下這樣的話：“今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陳垣來往書信集》191頁）

3個月后，1949年4月29日，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標志他一生重大轉變的《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雖然信的語氣尚不激烈，但卻意味著這兩個朋友之間的友誼結束了，同時也意味著他和陳寅恪的友誼也畫上了句號。

他在信中說：“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的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當時的陳垣“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學習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

關于陳垣給胡適的這封信，我們至今未見手跡。

胡適見到這封信后，寫有《跋陳垣給胡適一封公開信》，心平氣和地談了他的感想，他認為這封信不是出自陳垣手筆（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2122～2133頁，臺灣聯經版）。

不管怎么說，陳垣從此轉變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幾乎都要否定自己的過去，說自己以前“所講所學皆井蛙夏蟲之見”（陳智超《陳垣傳略》見《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一輯20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9年1月，他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激動地說：“一方面感到聞道太晚，在先進的人們，先進的知識分子早已為人民革命事業不屈不撓英勇奮斗的時候，而我過去卻一直對這樣偉大事業毫無認識，未能參加到革命的行列，實覺愧對人民。

“另一方面，我也慶幸和感謝黨多年以來的關懷與培養，黨用共產主義世界觀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