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開始，闡述為中庸之道，變成君子修身處世之法。

即“極高明處而道中庸”，高明是內圣，是用于立身處己的，中庸是外王，是用來待人處世的。

這個觀點被洛學所攻擊，認為王安石割裂中庸之道。

程頤罵了王安石很久，但估計晚年也想通了，把自己注解的《中庸》直接焚毀。

呂大臨注解了《中庸》，謊稱是程頤所作。

陳淵的老師楊時最初是王安石的弟子，后來轉為學習二程。楊時撿起呂大臨的著作，瘋狂批判王安石的中庸是墮入佛家。

更有意思的是，朱熹身為楊時的徒子徒孫，卻說楊時才是墮入佛家，又說王安石雖稍顯割裂卻無大問題。

朱熹集大成的理學，不僅傳承洛學，還帶著許多新學影子。因為他的師祖楊時，本身就做過新學弟子，本身就帶著大量新學思想。

楊時為了與新學撇清關系，偶爾會雞蛋里挑骨頭，朱熹卻非常平和的糾正過來。

支使官吳懋突然說：“先生何不注《中庸》，著一本《中庸章句疏義》？”

“我的學問不行，只能試論之。”朱銘微笑道。

朱熹的《中庸集注》，直接抄就行了，沒有哪里講得不對。

其實《中庸》原文就講得很清楚，君子的中庸是“執中”，小人的中庸是“無忌”。

即君子講中庸，有一套自己的堅持，能始終不偏不倚秉承正理。

而小人講中庸，內心毫無堅持，行事無所顧忌。

孔子就說過，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后世人們理解的中庸，恰好是小人的中庸。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拋棄底線而圓滑處世，還自詡貫徹中庸之道。

一直從上午講到下午，朱銘餓著肚子講，眾人餓得肚子聽。

皇帝禁學禁書，朱銘講別的就是，反正他講的是“新學”。

《中庸》和《大學》經過宋代大儒重新闡釋，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太深遠了，可以說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沒怎么讀過書的中國人，不懂什么中庸、大學之道，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也會向這兩本書靠攏。真正做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甚至是國家施政，也暗合其道理，不自覺的受這兩本書影響。

“諸君，今日講完，有緣再聚，”朱銘朝著眾人拱手，“吾完婚之后，便離開金州。婚禮一切從簡，只請幾桌親友。諸君也莫要贈送貴重禮物，寫首詩詞相贈即可。若我成婚，能湊齊五百首詩詞，也不失為一樁雅事。”

“當為先生作詩以賀！”眾人說道。

朱銘又言：“實在寫不出來，打油詩也可湊數。”

“哈哈哈哈！”

眾人大笑不已，在歡快的氣氛中散去。

朱銘依舊住在州衙內宅，反正新任知州還沒到任。

他用三天時間，把朱熹的《中庸集注》抄下來，只略微增刪少許細節，把明代的一些思想也加進去。

這個版本，以朱熹的理學為主，本身就融合洛學和心學，是宋代中庸之學的集大成版。

同時朱銘又撰寫《性命說》，以王安石的學問為主，又摻雜朱熹的闡述，再加入部分陽明心學，徹底彌合王安石學問的割裂感。這篇文章按照正常發展，就算有人能寫出來，至少也應該出現在明末，它是對前面四百年學說的融匯完善。

特別是“性太極，情陰陽”，完美解構性本論。傳播出去肯定引起爭議，它違背了性善說，但又符合儒家思想。贊同的人肯定很多，反對的人也不會太少，平時探討學術，兩幫人估計能打出了狗腦子來。

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那四句，也被朱銘正式拋出。但被朱銘篡改，“心”改為“性”，“意”改為“情”，其實都是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