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獨”在先秦儒學的語境里，即主體在社會道德實踐中，須時時刻刻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審慎心態，即便是在隱微之處也不放松，要切實地做道德實踐工夫。

漢代著名大儒鄭玄在《中庸首章》處對慎獨做了釋義“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小人于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閑居者，獨處也”，也就是說君子即使在獨處之時，也應持守謹慎，這種釋義有些字面意思的感覺了，少了幾分微言大義的內涵.但在經學時代，儒者多著力于尋章摘句、考據訓詁之類，于古圣先賢之微言大義無所闡發，所以倒也沒什么。

直到南宋時期，朱熹又對慎獨做了新的解釋，朱熹認為慎的意思應該跟鄭玄解釋的一樣，但在獨字上朱熹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在朱熹這里，獨就有了獨知（獨自知道）的意思。

而姜星火做的解釋則與朱熹不同。

“慎獨者，人于內心活動之隱微處體察，以至省察克治也。”

也就是說，姜星火認為“慎獨”是自我認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道德修養的一種最重要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與天俱來的、能知善知惡的良知，要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能動作用，去廓清任何已經萌動了的過分的私欲和邪念，就實際意義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修養功夫。

之所以把“慎獨”擺在第一位，也是有原因的。

或許人們一般只會記得冠軍的名字，但在明代理學界，還不是這樣。

“明代理學之冠”毫無疑問是曹端，而“明代理學之殿”的稱號，則屬于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

明末時期，劉宗周深感當時學風世風之敗壞，如何重樹學風、糾偏積弊，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論探索，而“慎獨”正是劉宗周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謂用心良苦之極。

換言之，姜星火為了這次的太學之會，是真的請了一堆未來的神。

中國的王陽明、劉宗周、王夫之、黃宗羲，外國的黑格爾、康德。

針對世風學風這些問題，在心性論上，王陽明、劉宗周等人提出的辦法，是最切合大明社會實際的，將這些辦法揚其精髓避其糟粕，自然能夠起到戰勝舊有理學心性論的功效。

隨后，姜星火又講了慎獨的具體方法，其中就有著名的“靜坐法”。

“其二，主敬。”

“慎獨”是劉宗周的方法，而“主敬”則是王陽明弟子鄒守益的方法，有些偏向理學的“居敬”、“用敬”，但不完全是一回事，辦法比較保守，但相對于陽明后學中“現成良知”、“百姓日用即道”等激進派的自由放任之主張而言，反倒是真正切實可行的方法論。

“主敬，心有主宰便是敬，主敬則能克己，克己則有主宰，即保持內心良知的虛靈明覺，從而實現在‘事’與‘念’上對人行為的矯正。”

對于這套方法，黃宗羲在《明儒學案》里評價是“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也就是說，如果能做到主敬，就能保證內在心靈不與外部的實踐行為相脫節，完全實現內在良知對人之欲望與外在行為的道德規定，使外部行為完全出于內在良知這一先天之知的道德規定。

又廢了一番口舌，深度闡釋完“主敬”。

姜星火語調平淡地繼續說道：“其三，戒慎恐懼。”

這話乍一聽似乎有些拗口，但細想一番，卻有來頭的。

“戒慎恐懼”出自《中庸》里面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良知之本體，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來順應，本自無我，本自